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写作旨趣与史料分析

正如上述，“李文”是妹尾先生的早期作品，是其长安城市史研究范式的早期探索尝试。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范围，亦是历史发生的重要要素，因此作者对都市史的探讨便是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开始的。

妹尾先生在文中概言自己的写作旨趣是“对有关长安城市构造如何变化的论述进行具体的检证，并期待能够一窥当时的平民文化”。可见，妹尾先生的写作意图是以唐后期的长安城作为历史背景，探讨城市社会史的相关话题。具体研究方法是通过对《李娃传》中所描述的一些细节的分析，对长安城市构造的变化进行印证，进而探讨长安的平民文化。所谓印证，是围绕学界已然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再利用诸如《李娃传》这样鲜活的资料进行补充论证。也就是说，本文是先给出结论，然后利用笔记小说材料进一步丰富论据。妹尾先生开门见山指出了文章的结论，认为所谓长安城市构造的变化，其最重要的是坊市结构的松动，“到唐代后期，长安城一直以来由称作坊市的块状聚居区分隔开来的、均匀有序的城市规划走向崩溃”。

加藤繁最早指出了城内坊制与市制的崩溃以及城外草市的出现的重要现象，这一结论揭示出日本学界所认为的中国古代到中世、近世的城市发展趋向。^[15]同时，加藤繁的理论又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相结合，宫崎市定亦强调唐宋变革与城市史发展的重要关联，认为宋以后的近世，坊制发生了崩坏，并在城内外出现了商业城市。总之，日本学界关于坊制、市制崩溃及草市的发展是唐宋变革期中国城市史发展分水岭的结论，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妹尾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一些可供商榷的问题点，如认为唐代在市区区域之外的坊与其他区域也有商店广泛存在，从而对所谓“市制崩溃”的观点进行了修正。^[16]又指出应当区分“坊制”与“坊墙制”的差异。其中，作为城市行政区划制度中的“坊”在唐代之后至明清时代，始终存在。而作为居民居住地制度的“坊墙制”则在唐后期出现了崩坏。妹尾先生据此认为，学界所谓的唐宋“坊制崩坏”应当精确为“坊墙制崩坏”，这样更接近历史真相。

在上述学术发展的基础上，妹尾先生认为，随着这种城市结构的变动，长安城的街东与街西呈现出不同的生活面貌与文化形象，“沿着城墙内外东西走向的交通主干道，街东的山脚下形成了官僚街区，而地势较为低洼的街西地区则形成了平民街区。位于官僚街区中心部位的东市周边云集了娱乐场所、情报机关和金融机构，一跃成为了长安的中心区域，为华美精致的工艺品与凝练的文艺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场域；与之相对，街西以西市为中心的地区遍布西域人聚居区与贫民窟，同时也成为贱民与汉族商人的聚居区，平民文化在这里生根开花，居民区的功能性分化在不断加强”。这便是妹尾先生对唐后期长安城结构变化的一种总体认识，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一结构性变化推论，在当时的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www.xing528.com)

为了印证上述结论，“李文”选择了《李娃传》这一笔记小说材料，因为妹尾先生认为，《李娃传》恰好是反映这种历史变化的鲜活案例。《李娃传》之所以是一部合格的文本，因为在故事核心的起点、转折点上，都使用了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称，使读者能够产生现实的代入感。故事中“提及的长安街巷的名称颇多，且与整个故事的结构联系紧密”。具体而言，涉及的长安空间名称有：布政坊（街西）、平康坊（街东）、鸣珂曲（平康坊）、竹林神祠、宣阳坊、西市凶肆（街西）、东市凶肆（街东）、天门街、曲江池与杏园一带（街东南面）、安邑坊（街东）等。妹尾先生正是敏锐地发现了《李娃传》中对于城市空间转换的这种记叙特征，遂决定以此作为讨论的史料基础。这便是其选择《李娃传》作为研究素材的主要动机。

《李娃传》属于笔记小说类史料，唐史研究中利用笔记小说材料已然是学界共识，学者们亦会自觉地排除其中的文学性因素，而对于那些颇具史实性的材料各取所需。妹尾先生从研究城市史的角度出发，颇为关心以唐代城市为舞台的小说与传奇，并尝试对若干相关故事进行分析。除了利用《李娃传》进行研究之外，妹尾先生亦利用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进行长安城市史研究。^[17]妹尾先生成功的研究实践，反映出利用笔记小说进行唐代社会史研究路径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当然，对文本记录的虚与实进行区分，以及总结提炼出笔记小说史料的分析与利用方法，是学界依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