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贯长安城南北的大街是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承天门街从宫城的承天门到皇城的朱雀门，朱雀门街从皇城的朱雀门至外郭的明德门，两者相连，南北连通城内外。[48]朱雀门街俗称天门街或天街。[49]承天门街、朱雀门街（天门街）如图2、图6所示，是将长安城内隔开为东西两部分的主干道，以万年县（左街、街东）和长安县（右街、街西）为代表的行政区也以此为界。各官府依次分列，分为左省（门下省）和右省（中书省）、左卫和右卫、左祖（太庙）和右社（大社）。东市和西市两两相对，佛道两教有代表性的寺观也隔朱雀门街（天门街）相望，分别建起了大兴善寺（左街靖善坊F9）和玄都观（右街崇业坊E9）。换言之，以承天门街与朱雀门街（天门街）为轴线，长安拥有在行政、经济、宗教各方面一分为二的城市结构。这种对称排列的状况只在城内正北太极殿等宫殿群处收敛，归于统一（图6）。都城的宫殿被认作是与天之中心——北极相对应的存在（如图7）。
图6 唐初太极殿的位置
这种样式的建筑景观乃是沟通天地的媒介，作为自然与人间秩序的协调者，皇帝的存在[50]正是这样一种视觉化的城市规划在建筑空间方面的反映。也即是说，可以认为直通宫殿、将长安城一分为二的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正是一处象征皇帝本人的空间。朱雀门街（天门街）又被称为御街，皇帝每年都要沿此南北轴线向南直抵郊外，在城南的圜丘举行祭天仪式（南郊）。[51]这条街的象征性质虽在后来因兴建大明宫、皇帝转往长安城东北部的宫殿常住而逐渐淡化，但唐代后期，承天门街、朱雀门街仍保持着通往南郊的御街地位。[52]正因如此，当时的这条街依然兼具政治上的分界线和国家礼仪的中心线功能。如果说连接金光门和春明门的东西横街是经济主干道，那么南北相接的承天门街、朱雀门街则是国家礼仪的主干道（参见图2）。
图7 中国都城的空间示意图
这里的重点在于，由于唐代后半期长安的区域分化，街东官僚街和街西平民街开始成为以朱雀门街（天门街）为界线截然二分的两个并存的社会。从《李娃传》故事的构成看，被赋予沟通故事前后两半部的位置，同时也作为预示全新情节即将展开的场所，不得不说，天门街正是绝佳的舞台（参见图2和图3）。天门街在长安城市空间上的媒介性与故事的转折期是相重合的。要想在天门街上寻找能够举办葬仪用品展览会和挽歌大赛且能容纳长安城数以万计的观众的场所，首先应想到城内街衢中空间最广的地点，即皇城南面一带（图2圈内斜线部分）。据街道考古学调查，这是一个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20米[53]，面积达1．8公顷的长方形广场，如加上东、西、南侧大街的路面面积，则空间更为广阔。这里还是南北走向的国家礼仪干线天门街与连接春明门和金光门的东西经济干线的交汇区域。
《太平广记》卷二六〇《嗤鄙部·黎干》（出《庐氏杂记》）记载，朱雀门街（天门街）作为祈雨的场所，城中巫觋围着道路上堆积起的土龙起舞，观众云集而观。[54]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
天门街有时也用作刑场[55]，因其位于都城正中央，且交通条件优良，也常用作聚众举办活动的场所。贞元年间（785—805），代表东市的京城首屈一指的琵琶演奏者与代表西市的琵琶演奏者，在天门街上搭楼，他们登上高楼，进行声乐比赛。这里为与《李娃传》作比较，再次引述一则广为人知的史料[56]，《乐府杂录·琵琶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0—51页）中的一条记录：
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鄽之胜。
这次东市的琵琶演奏者负于西市，时间上正与《李娃传》故事的时期相一致，同样是两市的商人们以声乐决出高下。在街道上搭建临时舞台（楼）并弹奏乐曲这一点，也与《李娃传》相符合。在9世纪初的天门街，经常性地上演东西两市聚众举办的盛大声乐比赛。
《李娃传》里描写赛歌的部分如下：(www.xing528.com)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兆，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
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胎，莫之测也。
通过对上述史料进行整理，可据表2对两市凶肆的胜负关系加以概括比较。可以看出，西市凶肆与东市凶肆在描写中总是互为对照的关系，不论是从展出物品的优劣方面还是诸如舞台道具、舞台位置、歌者气质、小道具、配角、歌者的临场表现力或是歌曲种类、歌曲内容、观众反响等方面。具体而言，西市歌者总有着动感奔放的身姿，与之相对的是东市歌者会选择在华丽的丧葬品的衬托下，以精致而高贵的仪态示人。[57]一般认为，出现这种鲜明的对比是源自对故事叙述者技术方面的要求，即在对多个人物进行叙述时通过声音的变化使得听众容易分辨出人物，而此处表现出的两街社会的差异点尤为值得注意。上文中《乐府杂录》所描写的两街声乐比赛的场景，街东的康昆仑号称琵琶最上、所向无敌，他在人们的簇拥下登临装饰华美的楼台（彩楼），演奏全新的曲目（新翻）。与之相比，街西仅有一位少女出场（一女郎，实际上是庄严寺的僧人），怀抱乐器登上楼台（一楼），总体效果不过尔尔。这使得街东的艳丽张扬得以强调，《李娃传》中也可见同样的对比。
表2 天门街竞歌对比
位于东市西北的平康坊三曲有着深厚的地方特色文化背景，乐工云集。[58]在东市曾有胡琴以100万钱的高价成交。[59]街东靖恭坊（J7）的妓女宅还曾招募了号称一时绝手的乐工。[60]正如上文《乐府杂录》载，受雇于东市的康昆仑被看作长安城一流的琵琶演奏者。这些优秀的乐工和乐器是与街东官僚社会紧密相连而发展起来的，东市凶肆的葬礼用品以华丽著称，这当然也离不开街东官僚街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西市的凶肆能够引以为傲的并非那些精致的陈设，而是从街西的民众生活中诞生的挽歌。
也就是说，这样的场景是以凶肆的胜负为题材，使街东的文化以东市的车舆威仪用具来承载，街西的文化则以西市的挽歌为象征，让两者在两街交界的天门街的节庆场合下，轮流展现在两街居民面前。这里的重点是，街东凶肆的主人公赖以在竞赛中取胜的挽歌实际上是从街西凶肆的歌者处学来的，正因为如此，胜负不是问题，这一情景本质上可以说是两个各异的社会的交流与联欢，而促成机会的产生、成为媒介的人物正是主人公本人。
此处塑造一个游移于两街社会之间的主人公形象，相比单纯的集会而言，为当时在天门街举办两市集会赋予了更深意义，可以说使得两市之间的关系更为牢固和亲密。也可以说，因唐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区域分化而形成的长安城内两个社会——街西和街东，正是通过主人公在东西两市之间的穿梭，才保证了位于两市连接点的天门街场景能够凝集两街社会交流，纽带作用得以加强。为此，必须让主人公游遍长安两街街衢，同时体验两街各阶层（科举考生→凶肆居民→乞丐→精英官人）的不同生活。有关天门街的描写在成文的《李娃传》中仅占4%的篇幅，可是脱颖于天门街的赛歌大会的主人公沦落的场面本身却成为当时长安的平民之间流传最广的话题，可以说这一点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作为故事情节中的“剧中剧”的天门街赛歌大会，正是在街头上进行表演的说话艺人们的艺术的精彩之处吧。
众所周知，唐中期以后，长安上演着各种形式的民间艺术。[61]在慈恩寺（H11）、青龙寺（J8）、荐福寺（F6）、永寿寺（G8）等寺院内或门前，都有常设的剧场[62]，演艺大棚处经常有数千人绕场围观，十分热闹。[63]除有限的几处剧场外，城内各处的街道上也都可见到表演的街头艺人。在则天武后的时代，长安坊市路上有通宵利用临时架设的舞台举办的祠乐演奏。[64]会昌三年（843），有人上奏要求禁止在长安坊市街巷中演奏乐曲。[65]8世纪初，在醴泉坊（B4）还出现了西域人在街衢上伴着鼓点的集体舞蹈，这可能在形式上不同于一般的街头表演艺术。[66]还有一个故事说大历中（776—779），有父女二人在街头卖唱行乞，与昭国坊（H10）的将军初遇，街上回荡的优美歌声打动将军娶此女为妾。[67]
从盛唐期开始可以看到如下场景，散乐借由巡游艺人传往农村地区[68]，游方僧人在云游诸州的徒步旅程中口诵佛教故事[69]，蜀地的女艺人表演着《昭君变文》而行路。[70]最近的研究成果非常有趣，认为变文与寺院佛教故事并无直接关联，而应当追溯到大众艺人基于绘画图解所创作的大众文艺。[71]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各寺院盛行俗讲，这会使得绘画图解及说唱的技术水平提升一个台阶。[72]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诗及歌谣，最终经由文人精致的笔触润色后而升华，从而形成了唐代后期的全新的文学体裁。[73]
一般认为，小说《李娃传》的故事原型就是在这样的唐代以后的大众艺术的普及渗透过程中形成的。作为故事，日本中世的“说教节”，与《李娃传》同属一个系统，是由浪迹各地、被视作贱民的艺人集团来演出的，这对研究提供了启发。[74]在长安可能也存在这样一批在各街区巡回表演的弹唱艺人集团，他们互相竞争技艺，在寺院内的戏场或者街头磨炼演艺技巧，其中的一支便结晶成为《李娃传》的原型。从主人公在堕落中迎来天门街大赛的场景中，可以窥见唐代后半期以长安街道为舞台的逐渐成熟的庶民文化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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