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街东来看,正如图4所示,东市及其周边的各坊乃是故事的主舞台。主人公从街西的布政坊来到街东游玩,造访积聚了全城财富的东市,出东市西墙的市门后横穿大街,骑马来到图左上位置的平康坊的东门。平康坊在唐后期因拥有民间经营的大型风月场所而驰名,推断位于坊内北门以东的区域,即“三曲”(北曲、中曲、南曲)所在处。[18]平康坊与位于其北的崇仁坊之间,有一条联通春明门与金光门的主干道。崇仁坊是进京参加选调和科举考试者住宿的集中地,“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是城内顶尖的繁华坊,三曲则与崇仁坊隔横街相对。以三曲为中心,将东市和崇仁坊相连,这一带便成为长安城的繁华区,在唐代后半期盛极一时。[19]
图4 街东的主要舞台
注:
(1)本图参照《李娃传》正文、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的记载,及吕大防《长安图》、戴望舒《读〈李娃传〉》(本文注释)所收“平康里宣阳里”图、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注1所收“坊内四门制坊图”、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注21所收“《两京新记》《长安志》记录坊内方位的图解”、段浩然“《北里志》中的‘三曲’”,《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所收“平康坊图”等,制作而成。
(2)寺观、官府只记入了能判明的坊内16区内所在位置(坊内16区见图中“亲仁坊”)。宣阳坊的奉慈寺、榷盐院,亲仁坊的回元观(南街),安邑坊的元法寺(十字街之北)、太真观没有记入。另外,平康坊的阳化寺在《长安志》卷八中出现在“十字街之北”,在吕大防的《长安图》出现在坊内东北,此处按吕大防《长安图》记入。
(3)此图在长安城整体中的位置,参照图2“唐长安城和《李娃传》的舞台”。
此外,在菩提寺,三曲的妓女与官人、科举考生们享受萍水相逢的片刻欢愉,这里位于平康坊南街的南门以东(《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平康坊尤以妓女聚居、让都城游子及新进士们流连忘返的“风流薮泽”而出名(《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天宝上·风流薮泽》)。另一方面,大中年间(847—860)以前,北里三曲治安极差,杀人案件屡有发生。[20]
三曲以外,位于坊内南街一角的鸣珂曲也是妓女的安家之处,这里常有美女伫立街头,因而广为人知。从《剧谈录》(卷上《郭鄩见穷鬼》)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与《李娃传》主人公经历相似的故事,讲一位胜业坊(I4)富人在鸣珂曲迷上美妓并最终殒身。
(胜业坊)王氏,润屋之资,几侔猗顿。然为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中略)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命酒开筵为欢颇甚。(中略)是日,歌数曲,王氏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每欢洽酒酣,略无所悋。繇是,治生之业,渐属他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王氏拥有能与古代大富豪猗顿相提并论的财产,却终日流连于鸣珂曲的妓女之处,不过数年就变得一贫如洗。与李娃来往的也都是长安的贵戚、豪族阶层,投入金钱求得与之同居的男主人公从家乡带来的财产仅一年出头就挥霍一空,而这笔生活费和其他财产足够维持两年奢侈水准的生活。两者情节多有相似之处。比起北里三曲的歌妓,还是鸣珂曲的歌妓更具品位,这从她们只接待官人、富豪等特定顾客上可以看出。[21]
长安的坊大致都像图4左下方的亲仁坊所标记的那样,在坊内有连通坊门的十字街,与横道的巷子一起把地块分为十六个区域。[22]特别是天宝之后,坊内人口密度增加,致使称作曲的小路更为发达,曲也逐渐成为周围地区的名称。例如靖恭坊(J7)毡曲、胜业坊(I4)古寺曲等都是如此,被用作代指那片土地的俗称。[23]鸣珂曲也是一条这样的小路,语义吉祥,暗示这里是贵人居处。男主人公先是从东市出发,横穿纵贯长安南北的朱雀街街东第四街,又穿过平康坊的东门,步入长安城中兼具诱惑与危险的场域。接着,沿着十字街,走向通往坊内深处、被称为鸣珂曲的小路。这些描写足以让读者进入故事的世界。
散尽钱财后的男主人公中了李娃与鸨母、姨娘的计策,突然从街东社会被驱逐出来,这一幕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充分利用了长安城内的地理空间和时间秩序,使场面的展开富有速度感。[24]首先,男主人公与李娃二人同居一年有余,李娃因尚无身孕,所以想去参拜灵验的竹林神求子。为此男主人公典当衣物,备好牢醴之具,两人共赴祠宇祈祷两夜,于此闷居二宿。当时的竹林神信仰乃是实际存在的。长庆三年(823),从六月起干旱天气持续不绝,韩愈在京兆尹任上为祈雨书写的祭文《竹林神祭文》(《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三)可资为证。[25]也可见当时在长安,竹林神对多种类型的祈愿都有灵验,是为官民共通的信仰。[26]
在参拜竹林神之后,在归途中上演了主人公的悲喜剧。当二人在位于宣阳坊的李娃姨妈家小憩时,骑大宛马的使者飞驰而至,报李娃之母病危。李娃即刻动身返回家中,男主人公则留下与姨妈一同考虑安葬事宜,等候迎接的车马。夜幕降临,仍不见迎者,男主人公因而在姨妈劝诱下,独自返回平康坊的李娃住宅。但见门户紧闭,落闩上锁且施有封泥。男主人公吃惊之余,向邻人打听,方知此处邸宅原是李娃租借的,契约期满,由房主收回。李娃之母在男主人公参拜竹林神之日搬走不回,去向不明。
男主人公欲去宣阳坊姨妈家再行询问,无奈天色已晚,因外出会触犯坊外通行禁令(犯夜),未得出坊。[27]男主人公只好草草吃罢晚饭,在坊内寻一处出租床位和衣而卧,度过了无法入眠的一夜。翌日黎明,男主人公心急火燎地鞭打着驽马来到宣阳坊,找回昨日见到的姨妈宅第。叩门后片刻,一宦者出现,称此处是崔尚书之家,昨日有人说为接待堂兄弟用,借一间房屋,只用一日,日落前即已归还。心力交瘁的男主人公身无分文,无奈中不得不回到了来京时住过的布政坊旅店。
姨妈在宣阳坊租来的邸宅位于坊北门东100步(约150米)的小曲中。从面对小曲的东门可以窥见院内,空间开阔,设有陈列仪仗的戟门,非三品以上高官无从设置。[28]宅内庭园竹林茂密,山亭池阁错落相间。这里陈列珍奇茶果,飞驰而来的名马乃是著名的大宛马。这些描写都表明该宅邸属于富庶的高官。
本来,天宝时的中书令杨国忠及虢国、韩国、秦国夫人所在的杨氏家族在宣阳坊聚居,豪宅鳞次栉比。[29]从8世纪中期至9世纪,始于京兆尹李齐物、司徒薛平、右骁卫大将军韩公武、将作监韦文恪等高官住宅也都曾在此[30],构成了街东官僚街的一角。《李娃传》中称宣阳坊的住宅为崔尚书所有,是符合情理的。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内人口密度日益增加,人们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也同步高涨。众所周知,在唐代,人工模仿自然景观而建起的私人庭园已相当普及。[31]长安也不例外,特别是8世纪以后,沿街西水渠的各坊内建起了许多街东官人的别墅和庭园。[32]
街东也是如此,大庭园有玄宗之兄、宁王李宪在胜业坊建造的山池院[33],是从通化门外引来渠水(参照图5),还有位于崇仁坊(H4)西南隅的中宗长宁公主的山池别院。[34]永宁坊(H8)也建有中宗时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的邸宅,引水渠之水,通池塘,配巨石[35];还有玄宗永穆公主的池观[36]等。山亭则在街东星罗棋布的各处庭园中都有设置。[37]如图5所示,池中有假山,这种设计让人就算身居都市中心也能体味到深山幽谷的情调。姨妈借来的宣阳坊崔尚书宅的庭院当也是这一类庭园建筑在长安流行的背景下产生的。
同样,东市南的安邑坊(I7)是沦为乞丐的男主人公与李娃再次相遇的地方,这里是唐代中期以后成为僻静住宅区的一角,邻接乐游原高台,城市底层迷茫失落的男主人公形象在这里能够得到凸显。此外,男主人公与李娃的新居位于坊内东北隅,十分静谧,非常适合男主人公去备考,再战科举。(www.xing528.com)
图5 唐代长安城内池馆台榭式庭园(胜业坊、宁王山池院)
注:
(1)出自吕大防“长安图”(平冈武夫编:《长安和洛阳(地图)》所收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博物馆)第4室中,有一块称“唐兴庆宫图残石”的碑石断片,现存大小是以图中“兴庆宫”部分为主的约78×66 cm的四方形。“唐兴庆宫图残石”是吕大防绘制的“兴庆宫图”。“长安图”和“兴庆宫图”是不一样的图。
(2)此图中可以看出从宁王山池院引出的水渠,及其穿过的池、假山、石组、台榭等,可以窥见长安城内官人庭园的景观。另外,在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卷三,苑囿池台·唐,记载了宁王池院的情况如下:“九曲池。在兴庆池西。唐宁王山池院,引兴庆池水西流,疏凿屈曲连环,为九曲池。筑土为基,叠石为山,上植松柏,有落猿岩、栖龙琇,奇石异木,珍禽怪兽毕有。又有鹤洲、仝渚,殿宇相连。前列二亭,左沧浪、右临漪,王与宫人宾客宴饮,弋钓其中。”
街东中北部是官僚街,排列着官人们的住宅,街东南部则点缀着慈恩寺(H11)、乐游苑(I9)、杏园(H12)、曲江池(J13)、芙蓉园(J13)等名胜,成为长安城内的景观区域。[38]男主人公遭父亲鞭打几致丧命的“曲江西、杏园东”,就位于这片景观区域内。言及曲江池附近,“南即紫云楼、芙蓉园,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杜荀鹤《松窗杂记》),从曲江池到杏园、慈恩寺一带乃是城内首屈一指的景观地。此处有水渠(黄渠)[39],从曲江流经杏园所在的通善坊(H12),直抵晋昌坊(H11)的慈恩寺前;牡丹、杏花等名花齐放,绿意浓郁,因此有宜人的景观。修政坊(I11)处零星有尚书省和宗正寺的亭子等[40],这个地区是长安城内上到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市民行游之地。
但是,父鞭子这一幕发生的场所,《李娃传》中特地选定此地的理由是,该地为行游之地,住户稀少;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曲江池和杏园在唐末营建了宴会场所,用于科举考试中进士科的新科进士们举办盛大庆功宴。在曲江池为新科进士准备的盛大庆功宴成了长安每年春季的重大典礼,参观者云集。[41]但是,本应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主人公现在却沦落成了凶肆的歌者,在此地面临死亡,迎来了悲惨沦落的一个高潮。
如此,《李娃传》从视觉上营造了唐代后期的长安形象,将对当时长安居民来说意义不言而喻的街巷用作故事的舞台,使故事更具现实感,增加了广度与深度,并促进情节的流畅发展,同时也可以认为是运用场所的转换使得全新的故事能够更容易展开。具体地描写宣阳坊的宅邸,对鸣珂曲的李娃宅内陈设和家具用品、对妓女李娃的行为举止等作细致描述,这无疑与本文作者白行简在长安的生活体验密不可分,据说他本人就居住在街东。
下面,再把目光转往街西。唐代中期以后,在长安街东的官僚街形成的同时,地势稍低的街西,以西市为中心聚拢了密集的人口。下级官人、落第穷书生、雇佣兵、各类工商业者、数量可观的城市流民和流浪者、西域人等定居于此,形成了多职业、多人种杂居的庶民街区。从7世纪后半叶开始,都城的流浪者群体已经发展成为社会问题,特别是至唐代后期,众多流浪者涌入街西居住,这批外来流浪者被不断发展的西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工商业所吸收,成为雇佣劳力,促进了商业和制造业的兴旺。坐拥丰富的劳动力人口以及城内外巨大消费市场的西市成了商战激烈的街区,同时也是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42]《李娃传》的主人公正藏身于西市的一角。
当时的葬仪从业者(凶肆),除了经营葬仪外,还承办买卖和租赁葬礼所用灵车(轜车),牵引柩车所用绳(引)及保持柩车平衡的左右引绳(披),铎、扶柩步行时手持的翣,为柩车开道时张挂的旗(纛)、覆盖柩车的帷帐(穗帷)以及随葬的明器等。此外还提供大量祓除墓地不祥的方相氏和魌头,以及专业的挽歌歌者的业务。[43]长安凶肆的组织有亲方(长、师)、耆旧、构成员(同党)三层,分担挽歌歌者、牵引柩车、执掌穗帷等工作。正像男主人公被抛弃在凶肆时,经凶肆之人相互扶助得以回天一事所展现的那样,凶肆中人结成了义气浓厚的共同体,这在《李娃传》中都可窥见。开元年间成书的《两京新记》卷三丰邑坊条注文,有关于聚居在街西延平门丰邑坊(A8)的从业者的相关记载。[44]聚居于此的从业者们拥有方相、经营轜车以及其他葬仪用具的租赁。
此坊多假赁方相、[轜车]、送丧之具。武德中,有一人姓房,好自矜门阀,朝廷衣冠,皆认以为近属。有一人,恶其如此,设便折之。先问周隋间房氏知名曰,皆云是从祖从叔。次曰,丰邑公相与公远近,亦云,是族叔。其人大笑曰:“公是方相侄儿,只可吓鬼,何为诳人!”自是大愧,遂无矜诳矣。([]内据《长安志》卷一〇《丰邑坊》补)
这段记载也反映了丰邑坊的居民受人轻贱的处境。在长安城街西一角,以殡葬业为支柱,从初唐开始就有一群人赖以为生。
此外,考诸《太平广记》卷二六〇《嗤鄙部·李佐》(出《独异志》),其中记载唐后期街西西市也有凶肆。由这段叙述得以部分地窥见长安两市的凶肆,意义颇深。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虀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酬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
山东名族李佐在安史之乱中与其父亲生相离别,后李佐官封京兆少尹,四处寻父,找到了定居凶肆以售卖葬仪器具为生的父亲。一日,这位回到京兆少尹儿子身边的父亲设宴,意与两市凶肆同伙们告别。酒酣之际,在百名挽歌歌者《薤歌》的大合唱中,李父被义气所感动,又重返凶肆的世界。可见,唐代后期时长安两市的凶肆拥有人数超过100人的挽歌歌者,凶肆同伙间有着牢固的同伙义气。[45]
此外,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对西市西大街中部进行发掘调查时,从现代建筑的地基处发现了地窖积土,其中出土了略有残缺的唐后期的陶俑和陶俑的头部,这些陶俑被视作随葬用的明器,该地也被推断为凶肆的遗址。[46]在天门街举办的街东与街西凶肆挽歌竞赛的凶肆,应当就是东西两市这种拥有众多挽歌歌者的凶肆。[47]为满足街西数量庞大的平民人口的需求,街西至少有西市和丰邑坊两处以平民为对象的葬业者在聚居地开展营业。所以,被李娃抛弃后的主人公流落到众多流浪者聚居的街西西市,并作为凶肆的一员,得到再生之机。可以认为,故事中的这处转折是与当时长安的社会现实相一致的。
上文对《李娃传》情节的展开进行回顾,可以具体地验证笔者前面提到的唐代后半期长安地区区域分化的实况,且能使其内容更加充实。在以往的《李娃传》研究中,对上述问题关注不够,下文将详细地讨论天门街的情况,进一步加深对长安城区域分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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