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市社会结构及城市公共空间比较分析

该文分为八部分，借助汉长安城考古、文物资料及出土、传世文献，对长安城内具有开放性、公众性的地理空间，如宫殿前的阙、太学、长安城内与郊外的市、诸陵邑、都市中的里巷阡陌等，进行了逐一分析，并将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城市公共空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文章的核心结论有二：一是汉长安城都市功能的实现，以诸陵邑为补充；二是尽管汉长安城具有封闭性，但城内仍有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而时至东汉，随着太学的兴起及市民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城市内较西汉长安有更为充裕的公共活动场所。下面对该文各章节的论证予以详细介绍。

第一部分讨论了汉长安城内公众集会场地的宫阙。首先将汉宫立阙的传统追溯至秦咸阳宫的冀阙，继而归纳了汉长安城内的宫阙，未央宫北阙、东阙，长乐宫西阙、东阙。结合考古发现，对诸阙的位置进行推测，观察到宫阙正处在以宫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和以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区的临界点。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地理形势，使得宫阙成为帝王公布政令与公众集会上书的场地，即城内的上下交通空间。对宫阙这类公共空间的规模的认知，作者提示给我们两条史料：一是《汉书》记载西汉武帝后期巫蛊之祸发生时，太子曾驱动数万都市民众与丞相率领的正规军交战于长乐宫西阙下^[47]；二是《汉书》记载的昭帝始元中伪冒卫太子事件，就发生在未央宫北阙，长安吏民数万人聚观^[48]，说明西汉皇宫宫阙前应有面积广大的广场，以容纳多达数万人。^[49]

第二、三部分讨论了位于长安城南郊的两处“聚会”场所，即太学与辟雍。先介绍了太学由武帝始建至平帝、王莽时代的飞速发展，太学生人数及校舍的增长，又据《汉书·王莽传》元始四年“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的记载^[50]，认定太学应具备较广阔的聚合公众的会议场所。作者利用考古工作者对长安南郊圜水沟的实测，计算出礼制建筑辟雍内的空地面积约98 050平方米，应能容纳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还对汉明帝于辟雍讲学，“听者盖亿万计”的史料进行了考辨，亿万即十万之数（第八部分）。

第四部分讨论了汉长安城中（及城郊）最为典型的公共空间——市。长安九市，知名者如城内的东、西市，城外的槐市，引汉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对长安市的描绘，以说明市的特性，说明市是固定的交易场所，市内“都人士女”、商贾盗贼混杂。关于市的公共性，还注意到刑场设置于市内，以威慑公众的司法形式。由巫蛊之祸中卫太子聚四市人凡数万众的情况，推想长安社会中应有相当数量商贾于市内活动；而据汉大赋推测，其中包括大量都市服务业的从业者。

第五部分移目于处长安城外围的诸陵邑。先追溯了西汉王朝的陵邑制度与徙官僚豪族以实陵邑的行政传统，造就了诸陵邑人口的增殖及人才的萃集，由此形成闪耀的区域文化。另一方面，虽然诸陵系英俊之域，冠盖如云，但也应认识到，与汉长安城内相比，诸陵邑接纳了许多由内城溢出的普通民众，由汉宣帝幼年“上下诸陵”“斗鸡走马”的经历^[51]，可见诸陵社会生活的平民化特征。

第六、七部分介绍了作为公共空间的都市的街道、里巷仟陌。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至京师，在道中相过逢的记载，指出长安城的道路、街巷为民众会聚之地，因而也成为社会舆论的传播场。由郅支悬首藁街蛮夷邸的记载，结合汉唐注释家对藁街位置的推测，指出由于长安城中接待四夷来宾的蛮夷邸在藁街上，将不与汉廷合作的首领悬首此街，可对四夷宾客起到警诫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藁街也发挥了宣示公众的职能。

该文的最后部分，对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的城市公共空间进行了比较。这个比较展开的心理预设是，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动（包括学术文化活动）的从无到有、日渐扩大，是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性进步（荣新江先生以此为城市“近世化”的重要表征^[52]）。东汉洛阳虽与西汉长安同处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但由于儒学的发展及与政治领域的结合，越来越多的儒士进入官僚梯队。这些儒士常怀忧国之心，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借助都城中的公共空间，向最高统治者进谏、请愿、表达政治诉求。作者统计了都城中的诣阙事例，指出东汉的发生频率是西汉的近六倍，显示东汉一代公共空间“阙”的政治作用更为突出。

东汉洛阳的太学规模较西汉更为增殖，史载，东汉本初元年（146），京师有太学生三万余^[53]，几乎占洛阳城区人口的15%。^[54]数量巨大的太学生除日常于太学习业、于学舍栖止外，必然要溢出太学区域，占据洛阳城市内外的一些空间。作者以为，洛阳在都市规划中为学术文化人群提供了诸如学门、书肆等公共空间。这类承载文化功能的公共空间的增多，也正是中华帝国早期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摆脱政治性束缚、逐渐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开端。

【注释】

[1]《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85页。《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第398页。《汉书》卷二《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9、90页。

[2]《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4页。

[3]这类专门描绘汉唐长安地理风物的文献，妹尾达彦称之为“都市志”，参考所撰《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4]1996、2006年汉长安城考古工作40、50年之际，主持过汉城考古工作的刘庆柱、李毓芳先生都曾撰文，对不同历史阶段田野工作的侧重点、进展，考古发掘简报、报告的编写、综合研究情况予以回顾，参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望——纪念长安城考古半个世纪》，《考古》2006年第10期。

[5]2006至2016年汉城考古工作的进展，参读刘振东《汉长安城综论——纪念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六十年》，《考古》2017年第1期。

[6]参见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考古的回顾与瞻望——纪念长安城考古半个世纪》文。

[7]上述意见据王仲殊、白云翔、刘庆柱、刘振东、安家瑶、李遇春、李毓芳、张建锋、黄展岳《汉长安城考古50周年笔谈》，《考古》2006年第10期。

[8]例如关于汉长安城有无外郭城，杨宽指出长安属内城，而大规模的市区和住宅区都分布在城外北面、东北面的郭，但郭以山川屏障，无城防，即长安无外郭城。参读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3—118页。刘庆柱据汉长安城中有闾里、市场等信息，否认其为内城（宫城），而以其为大郭；所谓宫城应是位于大城郭内的未央宫、长乐宫等组成的宫城群。参读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汉长安城设计受《周礼·考工记》的影响，与战国、秦都有很大差异。许宏近年来对三代、秦、汉都城的形态进行了细致考辨，指出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概括为“大都无城”。参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关于汉长安城的朝向与轴线问题，杨宽最初提出汉长安城坐西朝东，后又修正为东向与北向，而由未央宫向北至横门一线为长安城中轴线。参读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刘庆柱认可南北中轴线说，参所撰《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7页；另有学者不同意东西朝向说，认为汉长安城为南北向，但有以安门大街，以西安门、横门大街为轴线两说，如刘运勇《西汉长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页；史念海《汉代长安城的营建规模——谨以此文恭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大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徐卫民《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兼与杨宽先生商榷》，《秦文化论丛》（六），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61页；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页。近年来，刘瑞综合长安宫城、阙的朝向，宫城及市内街道的宽度，帝陵的朝向等多方信息，将城市放入动态发展的视野，提出汉长安城初建时是一座朝东的城市，后变为南向。参读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效礼制建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9]金子修一：《唐の太极殿と大明宫―即位仪礼にぉ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いて》，《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44，1993年，52—64页；《关于唐代后半的郊祀和帝室宗庙》，《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23—1157页。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東京：柏書房，1996年；《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66—498页。

[10]参读王仲殊《西汉的都城》，氏著《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页。

[11]参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2]《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辑。

[13]《文史》2016年第2辑。

[14]《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15]《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16]参读黄展岳、张建民《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第9期。

[17]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8]刘庆柱：《汉长安城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礼制文化》，《文史知识》2013年第4期。

[19]作者相关信息，参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网站上的介绍。

[20]以下对王子今先生学术方法与研究理路的概括，主要依据其自撰《有劳无功：三十年史学作业的盘点》（《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也加入了笔者的理解。

[2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增订版。

[22]增订内容收入《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23]合著《中国历史》（六卷本）教材，张岂之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王子今担任“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主编，承担秦汉三国部分撰写任务。(www.xing528.com)

[24]《竹枝词研究》，与王慎之合著，济南：泰山出版社，2009年。

[25]《人文杂志》1992年第6期。

[26]《唐都学刊》1995年第3期。

[27]《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28]《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29]原载杨振红、井上彻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修订本收入《王子今学术经典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7—302页。

[30]最新的研究如孙家洲《〈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汉武帝“茂陵邑”探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31]参读鹤间和幸《秦始皇帝陵建设の时代―戦国·统一·対外戦争·内乱》，《東洋史研究》53卷4号，1995年；惠多谷雅弘、鹤间和幸、中野良志《卫星データを用いた秦始皇帝陵の陵园空间に关する一考察》，Chinese archaeology 14，2014；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马彪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2]《简牍学研究》第5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1—156页。

[33]《唐都学刊》2008年第6期。

[34]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35]参读唐晓峰《君权演替与汉长安城文化景观》，《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年第3期。

[36]刘振东对长安城居民的居住地进行了推测，参读《汉长安城综论——纪念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六十年》，《考古》2017年第1期。

[37]对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解释，参王邦佐等编《政治学辞典》“公共领域”条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38]参读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2006年第4期。

[39]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①《社会·思想》，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等，2008年，第101—117页。

[40]对汉长安城有无外郭城争论的回顾及当下通行观点的介绍，并参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8页。

[41]参读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42]牟复礼指出，与西方比较，中国城市没有城市大建筑，没有“市民”，没有与周围乡村分开的政府，乃至建筑样式、空地利用、服装样式、饮食方式、交通工具、日常生活其他显见的方面，都未显示出城乡特有区分；旧中国城乡一统。Frederick W．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01—154．

[43]《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长陵，高帝置。户五万五十七，口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62年，1545页。“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莽曰宣城。”第1547页。

[44]参读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07—208页。

[45]参读叶骁军《古代的首都圈及其有关问题》，《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4—64页；喻曦《西汉首都圈结构刍议》，中国古都学会2012年年会暨南诏古都文化发展论坛论文，云南大理，2012年。

[46]许宏概括为“大都无城”，参氏著《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47]《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第2882页。

[48]《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第3038页。

[49]关于未央宫北阙阙前空间，笔者曾依据考古实测的直城门与横门大街的宽度进行估算，详拙文《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阙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功用》，《四川文物》2012年第4期。

[50]《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70页。

[51]《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7页。

[52]参读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①《社会·思想》，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等，2008年，第101—117页。

[53]《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47页。

[54]参该文介绍，东汉洛阳城区人口约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