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群汇聚、流动之地，但作为中国早期都城代表的汉长安城，在城市布局与空间利用上具有封闭性，体现在两方面。（1）皇权空间与其他城市空间的分离。长安城内的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等多个宫城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这些宫殿主要供皇帝本人及后妃、皇室、族人使用，各个宫殿之间有复道、阁道等相互勾连，以保障皇室活动的安全性和隐蔽性，而其他身份者出入宫殿实行严格的门籍制度，也造成了皇权空间与其他居住空间的区隔。[35]（2）居住空间自身的封闭。帝室之外，各级官吏与侍者或在宫城之间营宅第（如北第、东第），或居于城东北部的闾里，兵士居于城门、宫门附近的“区庐”，手工业者、商人居于城西北部的作坊区及其以东的市场区附近，普通民众居于东北部的160闾里[36]，闾里、庐、作坊、市自身即具有封闭性，外筑有围墙，墙上开门，设有门监，按时启闭。从商者有“市籍”，而闾里有里吏负责维持秩序，监督居民。这种管控保障了城市秩序，却阻碍了必要的交流与公共活动，与同时期罗马帝国的情况相异。即使在这种空间利用格局下，汉长安城中仍保留着一些容许公众开展活动、进行交流的空间。该文的写作理念之一，即对中国早期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概念，又称为“公共领域”，由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用以具体指称资产阶级社会中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民众可以自由参与并就所涉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理性论争的场所。[37]该文所谓“公共空间”，应是将这一概念移植到中国早期城市，用来指称城市中提供给社会大众的地理空间。
在中国中古城市史，尤其是唐代长安研究中，学者喜好讨论城市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寺院、市场等。宁欣先生曾关注长安城中干道的街，因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众性等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舞台，营造了公众活动空间。[38]荣新江先生考察了唐代长安王宅、公主宅改为佛寺、道观的案例，敏锐地指出这一变迁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从而标志着中古都城走向“近世化”。[39]以“公共空间”为都城“近世化”（借用京都学派的说法）的表征之一，或许低估了中国早期城市中“公共空间”存在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该文通过对传世文献中长安城内大规模聚众活动的分析，展示了这座封闭城市内的公共空间，包括城内的市场（主要是东市和西市）、城外的其他市场（共九市）、街道、宫阙（未央宫北阙、东阙，长乐宫西阙、东阙，建章宫双凤阙）、城门（供吏民出入长安的横门、宣平门等），以及城门外的桥梁如横桥、渭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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