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先生关于西汉长安的研究成果

该文作者王子今先生，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于同系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工作，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接受过考古学及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长期从事秦汉史、秦汉考古与文物、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19]

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子今先生主要致力于如下专题的研究^[20]：

1．秦汉及中国古代交通史：硕士学位论文《论秦汉陆路运输》，1984年12月；《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21]；《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秦汉交通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编号10XNL001）；主编《秦直道》丛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2．历史地理、海洋史、秦汉生态环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秦汉区域文化与区域行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4．社会史与社会生活、文化史与文化人类学、性别史与儿童史：《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22]；《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

5．出土简牍与秦汉三国史：《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与赵宠亮合著《简牍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长沙简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6．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的再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批准号：14ZDB028）。(www.xing528.com)

此外，王子今先生对民俗学（《门祭与门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名物制度（《秦汉名物丛考》，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16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长春出版社，2008年）、边疆民族（《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领域皆有涉猎；曾参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教材的编纂^[23]，并与王慎之、王利器合作，进行民间文学竹枝词的整理。^[24]此外，王先生还为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秦汉史、社会史、交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秦汉城市研究不仅是秦汉考古的重要工作对象，亦是秦汉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城市，尤其是都城，是政务运作的舞台，亦是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奴婢、徒隶等社会各阶层民众活动的舞台，举凡秦汉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的种种话题，皆可于此舞台展开。王子今先生的秦汉史研究中，亦有不少内容是围绕西汉长安展开的。他以秦汉交通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起家，而西汉首都长安，长安的郊郭与周边，京畿区及其所在的关中，有着优越的交通形势和鲜明的区域地理及文化特色，正是良好的研究案例。

王子今《汉代长安乡里考》一文关注长安的基层聚落形态，并在传世文献记载的长安聚落名称基础上，利用封泥、陶文等金石资料，居延等西北简牍资料，诗赋等文学资料，补出西汉长安三乡（建章乡、卢乡、东乡）、二十三里（尚冠里、修成里、大昌里、戚里、宣明里、敬上里等）。^[25]《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一文，将关注点外延至长安郊区的帝陵及陵邑，在诸陵道路遗迹的勘查工作基础上指出，渭北诸陵与成国渠北在同一等高线，为秦故宫所在，有发达的交通基础，而由长安通往各方的干道，皆以陵邑为交接点，形成了畅通的交通网络。^[26]《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一文，关注点再度外延至长安所在的地理大区——关中，运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讨论了秦汉时期区域地理学中广义与狭义的“关中”概念；“大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崤山、函谷关以西的西部地区，“小关中”指渭河平原。^[27]这些早期研究，主要讨论长安的物理形态与地理构造。

前一部分言及，摆脱考古学话题引导，将空间与时间、人物、历史情境相融合，探讨都城中的政治事件、礼仪活动、居住与生活、文化娱乐等，使长安研究走向日常生活化，是较为晚近的事情。而王子今先生的研究，在长安社会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城考古工作多围绕帝王所居宫殿及高官府第展开。《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一文，眼光向下（History from below）地关注到长安城中普通民众，如农民的居住与生活，指出长安城内户口繁盛（50万左右），还有大量涌入首都的流民，而城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狭小。借助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推测，政府可能通过乡、陵县的设置，将民众安置于城外。因而，长安都市功能的实现，借诸陵邑得到补充。^[28]

在《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人口构成》一文中，作者统计到《汉书》的《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124则元康四年列侯子弟“诏复家”者的居住地，发现了集中在长安及周边的诸陵。此例可作为汉长安诸陵人口构成的鲜活标本，进一步讨论了诸陵邑的居民、区域文化及管理，将其定位为长安的卫星城，深化了前文的观点。^[29]近年来，随着肩水金关等地汉简的新问世，西北汉简中有关汉长安诸陵邑职官名、里名、人名的记载，再度引发学界关注。^[30]《汉简“诸陵县”史料钩沉》一文，在鹤间和幸、冈田功^[31]等学者的陵县研究基础上，搜集到西北汉简中有关太常郡、诸陵募人、平陵名捕的记载，进一步讨论了陵县的行政管理、社会治安、基层单位里、诸陵县居民在河西的活动等具体问题，推进了学界对西汉陵邑政治、社会、文化状况的认知。^[32]

王子今先生长安研究的特点还体现在，将城市融入历史事件发生之时，融入人物的流动中，通过关注城内居民的空间流动、公共活动，使考古工作者绘制的静态的《汉长安城平面图》“动起来”。《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一文，以王咸举幡太学下这一标志性事件为例，考察了西汉作为执政集团后备力量的“太学生”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政治运动的情景，而尤其关注到学生运动空间的选择，指出长安的太学下当有广阔的场地，至少能集合千余人。^[33]而《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一文，标题虽立足于城市空间^[34]，实则揭示了西汉一朝长安城市中所发生的数十例大规模聚众活动，有的活动参与人数多达十万人（内容详下一部分），充分展示了长安社会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