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的研究成果及新视角

位于今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是西汉与新莽两个时代的都城，历时二百二十余年（前202—23）。《史记》《汉书》记载了汉高祖、吕后、惠帝时长安宫殿、太仓、武库、城墙的营建^[1]；《汉书》记载了王莽败后，赤眉军攻入长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导致“长安为墟，城中无人行”的情形。^[2]正史之外，六朝以降的地理类文献如《三辅黄图》《水经注》《长安志》《雍录》《类编长安志》《三辅旧事》等，对汉长安的自然资源与人文遗迹有所著录。^[3]汉赋如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汉乐府诗《长安有狭斜行》等，以文学的笔法揭示了长安的营建过程、都市设计、城市文化、民情风俗等各个侧面。

现代科学意义上对这座城市的研究，当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的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这项工作持续至今。50、60年代主要考察长安城遗址范围，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70年代主要发掘武库和长乐宫宫殿遗址；80年代后期进一步勘察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的结构和布局，究明东市、西市的位置和基本形制；90年代以来，勘察汉长安城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范围，发掘部分手工业作坊与桂宫、长乐宫遗址^[4]；进入21世纪，发掘了西安门遗址、直城门遗址及覆盎门外汉墓与唐代粮仓、未央宫南宫门遗址，对部分城门、城内大街、未央宫内南北、东西路和沧池等进行试掘，对明光宫、武库、北第、东第、北宫、市场、建章宫、太液池、南郊14号礼制建筑进行勘探。^[5]长期主持汉城考古工作的刘庆柱、李毓芳先生指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使一个全息的、多维的、真切的长安城呈现在世人面前。^[6]

然而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只是长安的物理形态、形制布局，相当于一个孤立的都市模型。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资深考古工作者，都认识到，都城毕竟是城市的一种类型，而城市的实质是人们集中居住、生活和活动的空间（白云翔语）；都城研究不能“见物不见人”，必须由物及人（刘庆柱语）。^[7]

在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基础上对汉长安城开展综合的历史学研究，实际上是较为晚近的事情，而围绕诸如城市布局与形状、城市朝向、中轴线问题、八街九陌、闾里的名称、外郭城的有无、城中户口数等议题，杨宽、刘运勇、史念海、徐卫民、周长山、马先醒、佐原康夫等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刘庆柱、许宏、刘瑞等形成了激烈的争论。^[8]这一过程虽然在客观上推进了汉长安城的研究工作，但限于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很多议题不可能有定论，反倒使考古学本位遮蔽了围绕汉长安城可展开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课题。

图1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www.xing528.com)

（刘振东依据考古新进展绘制，《汉长安城综论——纪念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六十年》，《考古》2017年第1期）

近年来，受到西方社会学中的都市空间结构论等理论影响，在金子修一、渡边信一郎、妹尾达彦等日本学者对汉唐国都礼仪空间进行探讨之后^[9]，更多的研究开始走进“长安城”，关注西汉长安城市内部空间的分配与利用，而将这种分配格局与都城所承载的主要功能联系考察。长安的政治性是第一位的，从空间利用来看，城内二分之一以上的空间被大小林立的宫殿、官署所占据^[10]，而未央宫作为西汉帝国皇帝日常生活、起居、办公议政的场所，更是政治空间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围绕未央宫的宫门、道路及前殿遗址做过不少工作^[11]，但所得信息，尚不足以重构该宫的建筑形态与内部结构；陈苏镇先生在考古信息基础上考辨史料，先后撰写《“公车司马”考》^[12]《汉未央宫“殿中”考》^[13]《秦汉殿式建筑的布局》^[14]《未央宫四殿考》^[15]等数篇专题论文，究明了未央宫的内部构造（分宫、殿、省三区），未央四殿的性质、功用、形态（前殿、宣室、承明为殿区，有殿墙环绕，殿门出入，温室殿为皇帝寝殿，称为省中／禁中），极大地推进了对长安政治空间的研究。

汉长安也是作为国家礼仪活动的舞台而被构建的，汉皇帝及王莽在长安城及其四郊和更外围，修建了许多礼制性建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汉长安城南郊的皇室宗庙、社稷、辟雍遗址等进行了发掘。^[16]在此基础上，姜波对汉城礼制建筑的分布、形制及其功用作了详尽分析，指出从汉初到西汉末，皇帝活动的礼仪空间分布的总趋势是由远离长安到迁至长安附近，比较集中在南郊^[17]；刘庆柱讨论了汉长安城的物质性建筑、空间设计背后所折射出的礼制文化等。^[18]

汉长安城的空间利用，主要是适应其作为国都的政治、行政、军事、礼仪等功用，诚如王子今先生在《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一文（下简称“该文”）开篇所引杨宽、贺业钜等学者意见，考古发掘的城内宫殿、宗庙、官署、府库等规模庞大，规划用地之多，几乎占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这些区域严格来讲是服务于汉帝国国家职能的空间，而非用以居住民众，展开都市生活。可以说，以往的考古学工作及对都城的政治、礼仪空间的研究，只能说铺开了一幅汉帝国的长安图景。而该文关注的是民众的长安、日常生活中的长安，是采集考古发现、传世文献（史料、诗赋）、出土文献中零散的信息，力图重构长安城内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