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公共空间的对比：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

虽然有学者认为，东汉时期“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51]，但从许多迹象看来，东汉洛阳都市功能较西汉长安已经有重要的历史性进步。东汉都城洛阳较频繁的公共空间得以利用的史例，显现出这种历史变化。

东汉太学生运动较西汉王咸举幡事迹有更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自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就有名儒欧阳歙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的事件。^[52]东汉晚期，更形成以支持清流派官僚为主要诉求目的的请愿运动。朱穆因为与宦官集团的冲突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申明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不仅在中朝以非法手段把持国家权力，而且父兄子弟分布地方，如虎狼一般残害小民，赞扬朱穆亢然不顾个人危难，“张理天网”的勇气，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太学生集体请愿的具体情节，《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记载：“……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帝览其奏，乃赦之。”汉桓帝延熹五年（162），一向“恶绝宦官，不与交通”的议郎皇甫规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皇甫规最终得到赦免。《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记录了另一主题的“诣阙”请愿：“永平元年，迁东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颍川。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诣阙乞还者数千人。”人数多达“数千人”。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一次请愿的人数，还是累计人数。^[53]

比较《汉书》和《后汉书》所记录“诣阙”事，前者十五起，后者八十八起。仅从“两汉书”提供的信息看，东汉“诣阙”事是西汉的586．66%。看来洛阳“阙”的作用更为突出。考察东汉“诣阙”事件，除“诣阙上书”以及类似的“诣阙上疏”“诣阙上章”“诣阙奉章”以外，又有“诣阙自陈”“诣阙谢恩”以及“诣阙谢罪”“诣阙请罪”等；还有“诣阙告诉”“诣阙为讼”，即请求皇帝进行司法决策者。另有一类，涉及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史例，称“诣阙朝贺”“诣阙贡献”“诣阙朝贡”。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列传》记载：“（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觽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九百二十二人”“诣阙朝贡”，形成人数相当多的阙前集会。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则写道：

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54]

如果“九千余人率众诣阙”的说法属实，则是两汉“诣阙”记录中人数最多的一例。假若阙前确实能够集合“九千余人”，则规模必然相当可观。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亿万”，有解释说“极言其数之多”者。^[55]而此文“盖亿万计”，当并非“极言其数之多”。考察《后汉书》用语习惯，言“亿万”者，很多都是确数^[56]，绝不是“极言其数之多”。“亿万”可能以十万的理解近似。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而这一儒学礼仪演习与儒学学术讲演的共同的仪式在辟雍举行，其空间的宏大由此可知。

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关于东汉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的认识^[57]，这种意见大体可信。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而洛阳都市规划和都市建设为这一文化层次的人群提供的公共空间，值得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者重视。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所谓“树之学门”，李贤注：“《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58]《水经注·谷水》：“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矣。”“学门”这一公共空间有如此的规模，也是和太学受到特殊重视、太学生数量众多有密切关系的。

洛阳的区域文化特色，最突出者，有经商的传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写道：“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战国以来，洛阳就有著名的富商：“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盐铁论·力耕》说，周地“商遍天下”。《盐铁论·通有》又说，“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称“天下名都”。东汉洛阳必定有繁荣的“市”。《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说，“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潜夫论·浮侈》说到当时商业人士面临的社会危局：“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59]

东汉洛阳商业的繁盛，可以通过书肆的存在进行说明。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日久，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奠定的基本条件，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司马彪《续汉书》：“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拥有《汉纪》著作权的历史学者荀悦，也有“每至市间阅篇牍”，在书肆中“诵记”文献的学习经历。

汉代图书在市场的流通，有不同的情形。卖书的人有时候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后汉书》卷八〇《文苑列传下·刘梁》写道：“（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引《文士传》说，“（刘梁）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梁贫，恒卖书以供衣食”。^[60]因为贫困不得不“卖书于市”，而因此可以取最基本的“衣食”条件“以自资”的情形，透露出当时“书”可以交易于“市”并且大约可以较快销出的历史事实，体现了文化传播方式的进步。“东京学者猥众”^[61]，是东汉洛阳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包括商业区在内，这种公共空间的特征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洛阳的书肆，与西汉长安已出现“买卖”“经传书记”情形的“槐市”相比，专业性和常态性的特点已经非常突出了。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注释】

[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112页。贺业钜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也指出，“（西汉长安）庞大的宫殿区”“配合府库、官署和府第等，规划用地之多，几占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不仅如此，而且又在毗邻未央宫的西城垣外，营建了‘千门万户’的宏伟壮丽的建章宫，并通过跨越西城垣的复道与城内诸宫连成一片，进一步显现了宫廷区在全城规划中的庞大分量”。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323—324页。

[2]实际上所谓“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设想，并没有阻挡汉武帝时代宫殿的扩建，建章宫甚至超越了汉初的长安城区。但是汉长安城的建设确实超越前代，其许多特点“也是以后所少见的”。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4]中华书局标点本作“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义不通。

[5]《山堂肆考》卷一〇六“举幡救鲍宣”条：“汉司隶校尉鲍宣，字子都，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成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王成”应是“王咸”误写。

[6]《前汉纪》卷二九关于太学诸生请愿具体情节的记载，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立此幡下。’会者千余人，守阙上书，遂免宣抵罪减死一等。”

[7]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唐都学刊》2008年6期。

[8]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9]《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扰乱。”颜师古注：“中厩，皇后车马所在也。”

[10]《汉书》卷八《宣帝纪》。

[11]《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1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王铃协助，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2—113页。

[13]对于“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颜师古注：“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师古曰：‘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李约瑟的理解是“每辆马车上加套第二匹马（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标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第113页。

[14]《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汉书》卷二《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惠帝五年）先是发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是岁城乃成。”

[15]《汉书》卷二《惠帝纪》颜师古注：“郑氏曰：‘城一面，故速罢。’”

[16]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30页。

[17]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九章《大土门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7—207页。

[1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京兆尹”条：“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

[19]《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

[20]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22]傅筑夫指出：“市是城的一部分，城既然是官家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不是自由发展而成的，则城中之市当然也是由官家设立，并且是由官家管理的。”因而不可能“是自治的和自由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2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运勇：《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其形成原因》，《考古》1992年7期。(www.xing528.com)

[24]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10期。

[25]何岁利：《汉唐长安城市场探析》，《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26]《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

[27]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

[28]宋杰：《汉代死刑中的“显戮”》，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南阳，2011年8月。

[29]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秋萤引》：“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刘宾客文集》卷二一。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官槐市有清阴。”《丹阳集》卷二〇。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文忠集》卷四三。

[30]如〔唐〕黄滔《谢试官》：“槐市三千杏坛七十。”《黄御史集》卷七。〔宋〕欧阳修《早赴府学释奠》：“雾中槐市暗，日出杏坛明。”《文忠集》卷五六。

[31]如〔宋〕苏轼《次韵徐积》：“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东坡全集》卷一五。〔宋〕喻良能《挽黄泰之》：“槐市师模邃，兰台史笔遒。”《香山集》卷七。

[32]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雍，一作‘翁’。”司马贞《索隐》：“雍，於恭反。《汉书》作‘翁伯’也。”

[33]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4期。

[34]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2期。

[35]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诸形制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4期。

[36]王子今：《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唐都学刊》1995年3期。

[3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8]《汉书》卷七〇《爰盎传》。

[39]《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原涉》。

[40]刘文瑞：《试论西汉长安的卫星城镇》，《陕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5期；《我国最早的卫星城镇——试论西汉长安诸陵邑》，《咸阳师专学报》1988年1期。王子今：《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唐都学刊》1995年3期；《西汉诸陵分布与古长安附近的交通格局》，《西安古代交通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41]武伯纶：《五陵人物志》，《文博》1991年5期。

[42]《汉书》卷八《宣帝纪》。

[43]《汉书·景十三王传》赞引《荀子》。

[44]《汉书》卷八《宣帝纪》赞美当时政治的成就：“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45]《文选》卷二。

[46]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5页。

[47]《汉书》卷四五《息夫躬传》。

[48]王子今：《两汉流民运动及政府对策的得失》，《战略与管理》1994年3期；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2期；王子今：《秦汉农人流动对都市生存空间的压抑》，《学术月刊》2010年8期。

[49]《汉书》卷二六《天文志》：“（汉哀帝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

[50]颜师古又写道：“崔浩以为槁当为橐，橐街即铜驼街也。此说失之。铜驼街在雒阳，西京无也。”

[5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52]《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欧阳歙》。

[53]《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里不得乘车。”所谓“吏人诣阙请留之”，未知请愿人数，但是由太后之“叹”，可知“诣阙”者当不在少数。

[54]《后汉书》卷九〇《乌桓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人’至‘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按：《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云‘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与此异。‘郝旦’作‘郝且’，旦且形近，未知孰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5页。今按：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作“郝旦”不作“郝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纪》卷八《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春正月，乌桓大人郝且等率众贡献，封其渠帅为侯王。”不言人数。校勘记：“‘乌桓大人郝且’，南监本、《后汉书·乌桓列传》作‘郝旦’。”《两汉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下册《后汉纪》第145页，第159页。《资治通鉴》卷四四“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诏封乌桓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甚至不言“诣阙”事。《通志》卷二〇〇《四夷传·北国下·乌桓》作“辽西乌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第一》同。《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则作：“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帅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

[55]《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698页。所引书证有：“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横挑彊胡，仰亿万之师，与匈奴连战十有余日。’”

[56]如《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岁省费亿万计。”卷三三《郑弘传》：“所息省三亿万计。”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东平宪王苍》：“钱布以亿万计。”卷五一《庞参传》：“官负人责数十亿万。”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腾》：“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57]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8]《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

[59]王符接着写道：“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60]参看陈文豪《汉代书肆及其相关问题蠡测》，《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

[61]《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