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指出，西汉陵邑应看作构成汉长安城的要素之一。[33]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以当时的居住习惯判断，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大都市功能的实现，又因诸陵邑的作用而有以补充。[3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西汉前期的关中移民，大都围护于帝陵附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西汉王朝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的制度，使官僚豪富迁居于此，每个陵邑大约聚居五千户到一万多户，不仅以此保卫和供奉陵园，还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文化中心。陵邑直属位列九卿的太常管辖。于是，从高祖长陵起，到昭帝平陵止，形成了若干个异常繁荣的直辖中央的准都市。
关于西汉陵区布局的原则及其文化背景，学者曾经进行了有益的讨论。[35]尽管目前对于有些问题尚难作出确定的结论，然而帝陵和陵邑的规划对于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新的区域文化格局的意义，应当是可以肯定的。[36]
班固在《西都赋》中，评述了长安“睎秦岭，睋北阜，挟沣灞，据龙首”的胜状，又说到临秦岭与倚北阜的诸陵邑的形势：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www.xing528.com)
“万国”“豪杰”“英俊”，于是聚萃于“上都”。实际上“五陵”“近县”也成为“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的文明胜地。《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李贤注对“浮游近县”的解释是“‘浮游’谓周流也”。长安“四郊”“近县”的特殊关系，使得史籍出现“长安诸陵”[37]“诸陵长安”[38]以及“长安五陵”[39]等区域代号。长安周围的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40]，或亦可看作“大长安”的有机构成。
诸陵邑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四方“豪杰”，又能够较为显著地打破传统的地域文化界域，能够毫无成见地吸取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营养，于是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的创获也有突出的历史贡献。正如武伯纶总结五陵人物的文化贡献时曾经指出的，“他们都以迁徙的原因而列于汉帝诸陵。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民族）流动而来，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增殖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这无疑是中国汉代历史上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这种人物的流动促成的汉代某些地区文化的扩散和融合现象，以及对后代的影响，如果加以研究，将会更加丰富汉代的文化史及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并有新的发现。”[41]
诸陵邑的社会生活，较长安城区有更明显的平民化的特征。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平民在诸陵的生活，有更大的自由度。汉宣帝的经历，体现出“诸陵”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高层政治的影响。汉宣帝刘询出生仅数月就遭遇“巫蛊”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牵连入狱。后来受到有关官员的怜护，被安置由女犯乳养。后逢大赦，释放出狱，并且恢复了皇族身份。刘询幼年得到应有的教育，“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于研习《诗》《书》之余，又欣赏豪迈奔放的任侠之风。他经常往来于长安附近地方，“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在民间与平民少年一同斗鸡走马，于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42]，熟悉了贵族阶层难以知晓的下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种种隐秘细微之处，多少了解了一些民间疾苦。正因为经历过平民生活，使汉宣帝具有了与一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43]的皇族子弟不可能具有的政治素质。由于他对于底层社会情状和基层行政特点以及若干政治关系的深层奥秘都有一定的感性认识，所以在他主持政务期间，能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政治风格表现出注重实效的倾向，于是一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44]。这样的比较清明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考察“昭宣中兴”的政治成功，不能忽略汉宣帝“数上下诸陵”经历平民生活时得到民间文化营养的人生条件。
“诸陵”的交往条件优越，强势人物四周可以形成较宽广的辐射面，以便于施行社会影响。如张衡《西京赋》所说：“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寔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
，睚眦虿芥，尸僵路隅。”所谓“结党连群”“其从如云”的凝聚力，应有充备的交往空间方能形成。张衡又说到“诸陵”地方社会舆论力量的强大：“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疮痏。”[45]能够相互“辩论”，能够“街谈巷议，弹射臧否”，自当有充备的公共空间以为信息集中与传播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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