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市与中国服务业经营

西汉末年太学的扩建，有“为学者筑舍万区”的记载。随后的文字，就是“作市”。长安的“市”，自是最为典型的公共空间。对于长安的“市”的位置尚多有争议，然而，以为“市”应当“适应居民需要”，临近“居民聚集之区”的分析^[20]，是合理的。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皇帝六年）“立大市”，（惠帝六年）“立太仓、西市”。《汉书》卷二《惠帝纪》：（惠帝六年）“起长安西市”。有学者指出，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与未央宫均营造于西汉初期，“建筑于高祖和惠帝时期，属于统一规划的布局”，体现出“面朝后市”的原则。^[21]可知“市”的营建，是受到重视的。不过，按照礼制传统规划的“市”，管制的严格压抑了经济的自由性。^[22]

汉长安城的“市”的设置，讨论多集中于所谓“九市”的位置。^[23]也有学者认为，“九市”可能只是约数，长安市场的数量可能会超过“九市”。^[24]或说汉长安城并非只有“九市”，文献中记载的“九市”当指汉长安城九个主要的且有一定规模的市场。^[25]

班固《西都赋》以十分热烈的语调形容长安城区的“市”的繁荣：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於姫姜。^[26]

《文选》卷一李善注：“《汉宫阙疏》曰：‘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张衡《西京赋》也有类似文字：

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邉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

汉赋作品多夸张虚饰。从西汉长安城市布局看，“市”的所在空间十分有限。而且又限于人口数量，似乎不大可能出现“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的景况。人们首先会考虑，东汉学者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有关“市”的文字，很可能不免掺杂有对东汉洛阳的“市”的文化感觉。然而据《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张敞“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可见“市”中商贾数量可观，当绝不止一般约数所谓“百贾”或“商贾百族”。又如《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说“巫蛊之祸”情节：“太子引兵去，殴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四市人”竟然有“数万众”，可知确实“定居在市内的商贾人数是很多的”。^[27]“市”上往往“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的情形，有可能是真实的。(www.xing528.com)

有学者指出，“汉代公开执行死刑与陈尸称为‘显戮’，通常在闹市举行”“显戮的刑场多设于市楼鼓下”。^[28]这一行刑示众以造成行政宣传和社会威慑效果的司法形式也说明了“市”作为公共空间的作用。

长安又有另一处特别的市，即“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三辅黄图》：“（常满）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和文化用品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的市场的特殊的文化气氛。通过古人咏叹“槐市”的诗句^[29]，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这里其实是一处文化交流的场所。后世诗文或以“槐市”与“杏坛”为对^[30]，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31]，也体现出这样的事实。“槐市”虽然场地规模有限，“会此市”的时间每月不过两天，却是富有文化深意的社会交往所在。而长安“诸生”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活跃，又得一史例可以说明。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记载，王莽始建国四年（12），曾经至明堂授诸侯茅土，宣布：“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于是洛阳具有了与常安（长安）相并列的地位。第二年，王莽又策划迁都洛阳。这一决定，一时在长安引起民心浮动，许多百姓不愿修缮房屋，甚至拆除了原有住宅。“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王莽于是宣布：“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王莽预定在三年之后，即“始建国八年”正式迁都洛阳。又宣布在此之前，常安（长安）的城市建设，不能受到影响。看来，“长安民”对于执政中心是否转移是颇为关注的。他们甚至在听说王莽“欲都雒阳”之后，“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通过这种态度，应当可以推知其政治地位、社会身份和职业特征。他们可能是政府机构即所谓“中都官”的从业人员或者附属人口，也可能是服务于这些人等的社会构成的就业者。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写道：“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而长安城区所谓“玩巧”“事末”之民，多有专门从事服务业者。例如司马迁论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时，于“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之后又写道：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这就是张衡《西京赋》所谓“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翁伯”应即“雍伯”^[32]，“质”应即“郅”。“贩脂”，张守节《正义》：“《说文》云‘戴角者脂，无角者膏’也。”“洒削”，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洒，或作‘细’。”裴骃案：“《汉书音义》曰‘治刀剑名’。”司马贞《索隐》：“洒削，谓摩刀以水洒之。”所谓“胃脯”，司马贞《索隐》引晋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汤燖羊胃，以末椒姜粉之讫，暴使燥，则谓之脯，故易售而致富。”张守节《正义》：“案：胃脯谓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联想到《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的记载：“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袴、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可知两汉之际长安“胃脯”即“烂羊胃”一类饮食业经营，依然颇为繁荣。

这些都市服务业的经营，都应有消费者公众以为市场支持。这种支持是群体性的。经营者因此方能“鼎食”“连骑”“击钟”，于是可以致“千金”“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