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初建长安城，曾经和刘邦发生关于都市规划理念的争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2]高祖乃说。
关于未央宫建设工程，首先说到“立东阙、北阙”，甚至置于未央宫“前殿”之前，可知“阙”在宫殿区规划中的重要性。张守节《正义》：“颜师古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秦都咸阳的建设，曾经首先注重“阙”的修筑。《史记》卷五《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张守节《正义》：“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卷六八《商君列传》：“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司马贞《索隐》：“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记列教令当于此门阙。”《商君列传》又记载赵良和商鞅有关“治秦”行政的讨论。商鞅自谓：“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则批评道：“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双方都重视“大筑冀阙”事。阙，是宫殿标志性建筑。西汉宫阙基于“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考虑，又为了容留“上书奏事谒见之徒”，前面应有较宽阔场地，应是汉长安城值得重视的公共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人们从外地要进入未央宫，多数还是从宣平门或横门入城，经横门大街南下进未央宫北阙，或者再经安门大街南下进未央宫东阙”。[3]
《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所谓“记列教令当于此门阙”，指出宫阙是公布政令的地方。而西汉长安发生的有意扩大政治影响的公众集会，也因同样思路，专意利用了“阙”前空间。《汉书》卷七二《鲍宣传》记载了汉哀帝时代发生的一次太学生运动：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鲍）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4]，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5]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髠钳。[6]
这次集会，是以“守阙上书”的形式进行的。[7]阙前的场地，可以容纳“诸生会者千余人”。(www.xing528.com)
有学者在讨论汉长安城“城市分区规划”时指出，“汉长安城也和渭北咸阳故城一样，实系由以宫为主之政治活动中心和以市为主之经济活动中心两个综合区（规划结构单元）所组成”。[8]“阙”是宫廷的显著标志，也是这两个“综合区（规划结构单元）”的标志性界点。
《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记载了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情景，说太子刘据“殴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中国古代罕见的正规军镇压都城市众的政治事件中最惨烈的决战，就发生在长乐宫“西阙下”。这可能与刘据举事得到卫皇后赞许，所控制的基本武装是“长乐宫卫”有关。[9]而“长乐西阙下”能够成为会战战场，自然应当有相对广阔的对阵空间。
九年之后，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一位自称卫太子刘据的可疑男子突然出现。《汉书》卷七一《隽不疑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
这是“北阙”前可以集会“数万人”的史例。而假冒的“卫太子”“诣北阙”，又有“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城市公众行为动辄有多达“数万众”“数万人”集中的记载，也可以为我们推算长安户口数字，认识长安社会生活提供某种参考。而对于“阙”在都市建筑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也因此可以加深理解。
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10]也是一则类似的阙下“吏民聚观”的记载，只是没有人数的估计。不过，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阙”，是西汉长安社会公众可以自由聚合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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