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教育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教育系统的经济效益与人才培养周期成反比，同时又与人才所拥有的有关知识、技能成正比。由于人才培养周期有限，必须根据单功能社会系统的要求来确定一个“有关知识、技能”的范围，不可能把所有“有关”的知识、技能都列入教学大纲。这样，经济效益问题又归结为教育系统的“遗传工程”问题——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其中还具有进一步的相互制约因素，需要人们在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经济效益之间做出适当安排，不能走极端，否则，就会“过犹不及”。例如，越是专门的知识、技能，越能较快地收到经济效益，然而，如果用熟练性、工艺性的培训取代本应作为高等院校教学内容的理论、思维等基本训练，取代知识面的扩大，那么，就会使学生缺少“举一反三”与“借花献佛”（用相关领域的知识解决本专业的问题）等灵活应变的能力。再如，传统的基础知识与实验技能确是很有效益的，然而，当一门新兴技术跨着几个学科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对原有的基础知识与教学程序加以扬弃，不但学生会顾此失彼，而且教师与学生都可能丧失在新兴学科中进行纵深开拓的机会。另外，新兴技术的采用、推广与有关知识的扬弃、成形，都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效益不显著，甚至是负效益，必须经过具有远见卓识的扶持，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效益。又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在许多人看来是最具经济效益的，然而，如果不对创造性本身加以深入了解，就可能舍本求末，忽视常规精神财富的传授，还可能过于偏重对“神童”的投资，而忽视对“大器晚成”者的发现。总之，从长远来看，教育系统的社会效益不仅不与经济效益相矛盾，而且前者可为后者提供一个高屋建瓴的立足点。前者可比拟为“望子成龙”，后者可比拟为“望子发财”。

学校本身通过创收来获取经济效益，可以比拟为让子宫生发出独立的消化吸收系统，或是为胎盘提供一个独立的营养来源，这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任何学校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单功能社会系统，只是当某些学校因建制不当而确有闲散的人力物力，在社会系统尚不足以完善教育系统的情况下，才可利用学校的某些条件进行一些创收活动，以便缓和教育经费不足与教职员工薪俸偏低的燃眉之急。一般来说，这些活动的代价是降低了学校培养人才的功能：出租或挪用学校的房地产来营利，不仅压缩了师生的活动空间，而且对校园气氛来说往往是弊多利少；把学校的实验设施变为生产资料，就不可能使学生从单一生产的实习劳动中了解基本原理的各种应用与不同的操作技能，更不可能在有关设施（如机床）无故障的情况下停机观测与拆装，不可能使学生了解其结构；对于农田或温室，专业化的耕作或轮作使学生们无法了解不同作物在不同条件下的生长状况，相反，只有使土地不承担经济效益的风险，才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至于占用教师寒暑假去搞创收，就必然牺牲教职工所必要的身心休息与知识更新时间；最后，按照供求关系出现的“议价班”，既违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又违背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还可能诱使主办者为了扩大学生来源和增加创收而见利忘义，其结果是文凭贬值，误人子弟，危及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总之，教育系统的经济效益不是体现在以学校为核算单位的经济水平上，而是体现在各个使用人才的单功能社会系统，以及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因此，学校不应通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改善财政，而应该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来为社会创造财富，从而获得财力支持。(www.xing528.com)

然而，又应该看到，对于一个元气亏损的妊娠母亲来说，必须采取相应的保胎措施。认识到这一点，或许可以使我们以更为现实的目光来看待处在改革时期的学校创收问题：社会的各领域都在提高经济效益，正如虚亏的母亲的五脏六腑都在补充营养，如果不为学校补充相当的营养，那么，社会发展就会失去应有的平衡，不但师资人才留不住，校园环境也会受到破坏，正常的工作则无法维持。于是“子宫”必然萎缩，从而中止“妊娠”——这对于一个母亲或许还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但对于一个多功能社会系统来说，则是绝对不可采取的下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