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教育学原理》成果

1.“教育者”一词的含义

“教育者”一词，是相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的，在人类社会中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理解是，凡是对受教育者能“传输”、“施加”任何社会文化影响的人都是教育者。所以，教师是教育者，父母、社会长老及宗教团体中的说教者乃至社会中的教唆犯，事实上也是教育者。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向人们即受教育者、受影响者传递、传播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也就是说，教育者在其向受教育者传递、传播、施加文化影响而得以构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其最基本的作用也即在向受教育者传递、传播一定的社会文化。

一个简单而普通的道理：不仅“善”在教育人，“恶”也在教育人。这条十分简单的生活哲理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孟子的母亲发现了。而狭义的理解，则是指那些确定以教书育人为社会职业的人，即教师。

在人类社会，教育者是与教育活动同时出现和并存的。这也就是说，广义的教育者的出现和存在，乃是一种从来就有的事实。而专业教育者的出现，则只能是有了学校教育这种社会事业出现之后才能出现。

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古希腊时代的教仆和“智者”，也就是人类最初的教师。在我国，教师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殷商以前。据史书记载，我国最初的教师也不是专业的，一般都兼有巫、史、乐工等其他职业。《礼记·明堂位》中是这样说的：“半廪有虞氏（舜）之庠也。”“庠”是舜帝时代的学校名称。“庠”的意思是“养”，即把老人供养在那里，让他们从事教育孩子的工作。这里被养着的老人，大概就是我国最早的教师。然而，真正自收门生，私人设馆施教是从孔子开始的。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私塾公学并行，皇宫太学中有达官显贵讲学，社会上也有名流儒士授业，讲学授业者即为教师。他们都属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

2.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

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具有什么作用和地位呢？应该说，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具有首要的推动的作用。而其所处，也可以说没有教育者便没有教育活动的关键地位。依教育活动的本质只能做这样的概括：教育者就是教育活动本质特征的体现者。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文化传输和发生文化影响，是普遍、广泛存在的事实。这也就是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两者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情况之所以这样，从横向看，人是生活在彼此交往的社会环境里，而交往就意味着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样，人与人之间也就必然要出现彼此间的文化影响，即文化传播。而从文化流传的时间特点上看，文化的流传具有连续性，而个体的人则是“必死的”。这样，人类文化的存在和流传，只能是世代繁衍所形成的一代接一代的绵延过程。后人继前人，新人替旧人。个体的人在文化时间中一代一代地、不断地死去，而另外一些个体的人在文化时间中又一代接一代地成长起来。个体的人，生而又死，但作为文化生命存在的族类的人，却绵延不断，与时间同行，正是他们把文化“充满”于时间之中。也正由于这个缘故，老一辈和后一辈人也就自然地、相对地被置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不同的文化地位，而有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前辈为什么“要”把文化向下“传”给后辈呢？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愿望”问题，而是前辈作为文化持有者的生命存在的一种需要。作为生命存在，老一辈人持有了社会的文化，这文化就是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总想延续自己的生命存在，总想从事自己的文化事业，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的文化意向，而不只是简单生命体（如动物、植物）的生存本能。但是，生命存在的必死性，生的有限性，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看到了自己与下一代之间的生命的时间差，即下一代将比自己活到更晚的时间，因而，他们便把“继续”自己的文化事业，“实现”自己的更高的文化价值的理想，“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为了使得自己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不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得现实的成果，而且还应该在自己死后仍然得到继续和发展，于是，具有文化教养和文化精神的人，把自己的“后代”不只看作因生育而造成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存在者，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后代看作自己文化价值的继承者，或者说，看作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再生”和“延续”，从而，相信自己的文化精神的不死性。通过对世代关系的这种“文化式”的确认，人使自己从形体上、从文化生命存在上来说是“不死者”。而要实现这种代际之间的文化关系，前辈必须把自己的后辈（子女等）不但作为自然生命存在而喂养、抚养，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作为与自己类似的文化生命的存在而教养，从而使得后辈在文化上向前辈人认同，接受前辈人的文化为“自己本人”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当后辈们长成之后，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前辈人文化事业的助手，或者文化事业的合作者。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前辈人老了之后，后辈就成为前辈人的文化事业的承接者，“接班人”。当前辈人眼看后辈继承了自己的文化事业而按着前辈的意愿继续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前辈人就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似乎自己的文化事业成为一种随时间“自动”推进的事业，他们本人似乎在这种事业的可能的“永恒”进展中获得生命存在的“永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前辈人总想把后辈作为继续推进和实现自己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理想的自我“替身”。因此，前辈对后辈的要求，就是“肖”。“肖”不只是骨肉上的相似，而且是指文化精神上的相似；作为文化行为，“肖”就应该成为“效”，即后辈对前辈的仿效；而作为前辈与后辈之间的文化关系，“肖”就应该是“孝”。只有肖才能谈得上孝，“不肖”是最大的不孝。

在这里，教育具有广泛的意义，是指前辈人对后辈人所做的全部文化“传输”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可以是有形式的，也可以是无形式的；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可能是有组织的、有直接目的的，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无直接目的的；同时，既可以是教育者主动的，也可以是学习者主动的。可见，教育的本质，就是全部文化的传输和习得，即文化的传承。为了使得文化在时间流程中成为永久的“持存”，对前辈即教育者来说，主要任务是传输或传授；对于后辈即受教育者来说，主要任务是习得，即学习。教育是对文化传承起内部驱动作用的文化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维持后辈人同前辈人之间取得认同的中介或桥梁。教育状况如何，标志着文化传承过程的进行是否顺利，标志着文化的传者、教育者（前辈）同承者、受教育者（后辈）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标志着一种文化（如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前景。所以，教育危机直接表现着文化传承的可能性的危机，其实质则是文化存在的必要性的危机。

文化传承之所以能够形成，不但从前辈人的传输愿望来看有其理由，而且从后辈人的承接活动来看，也有其理由。后辈人为什么要“承”？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作为“出生”于这个文化世界的生命存在，他们要能生活并保持自己的生命存在，就必须首先处于前辈的喂养和抚养之下。他们的生的可能与成长的可能最初完全是先辈们为他们而劳作的结果。因此，他们必然承认先辈们对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对他们的某种权利。当他们经过了幼年期之后，从童年期开始，他们就必须在先辈们的教育和引导下学习日后独立生活的能力，即获得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所必须具备的文化能力和各种文化条件。只有首先具备这样的文化素质，他们才可能在既定的文化时代中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说，在他们出生于其中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只有使自己成为“文化的”存在，他们才能是现实的生命存在。而为此，他们就必须接受先辈人的教导，承接先辈人的文化事实、文化条件、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理想。可见，承接先辈的文化，是后辈人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只有“肖”于前辈，才能成为“人”，即成为具有合规格的文化存在。因而，通过习得而承接前人的文化，这便是任何一代作为后辈的人进行自己的文化生命活动的起点。(www.xing528.com)

当然，也可以从相反的思路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出生于这个世界上之后，拒绝前辈人的喂养和抚养，他必然无法活下去，必死无疑；如果他不学习先辈人的语言，他就不可能另外有“自己的”某种语言，即使可能有，他也无法同抚养他的人进行交流和对话；同时，如果他拒绝以其他任何方式学习先辈的文化，拒绝承认周围的文化世界对他来说具有先在的合法性，那么，他也就无法接受并学会任何知识和任何思想方式，无法了解和辨别他人的思想、情感，无法去参与任何与其他人共同进行的文化活动。因而，他必然地处于以文化的方式生活着的人们所居有的文化世界之外，无任何文化教养的人，人们就必然地视他为“异类”。他如果不想妨碍他人的文化生活，他只好离世索居，如动物鸟兽那样；他如果要在文化世界中坚持他的“不认同”的立场，而形成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破坏性的威胁，他就将遭到维护文化的人们的反对、驱逐以至严厉的惩罚，甚至被“以文化的方式”加上某种罪名而消灭。可见，接受前辈人的文化并承认它的合法性，这是任何一个作为后辈的人得以存活的首要条件。

文化总是被理解为“空间的”和“时间的”。也就是说，文化总是在时空的“框架”内存在着。人的生命存在的概念，首先就是一个“历时的”概念，它的历时性包括在文化的计时系统中，即从人的出生时刻开始，然后经过对人的身体状况的“时段”性的描述（各个年龄时期，如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中年期、老年期等），最后是对人的死亡时刻的记载。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整个阶段，就是人的生活期。在这个时期之内，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人的一生，就是文化时间概念的一个例子。十分明显，人在时间中“获得”自己的生命，然后，又在时间中“终结”它。时间的范围大于人的生命存在。再从人类的生命存在的情况来看，尽管人类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生命存在，它的总体性不只在于它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的总和，而在于它不是某一个同时代人的“一生”，而是各个“时代”人们生命的延续和传承，是从最初的“第一批人”的生命到今天的所有的人的生命存在的总和。也就是说，是各个“世代”的人们的生命。

为此，后辈人就必须极力地理解前辈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只有他们理解并承认了既定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们本身才能取得自己生命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然，上面所说的“传”的必然性和“承”的必要性，是我们对处于时间性中的文化所具有的世代结构进行理论分析的结果。实际上，在人的文化生活中，这种文化传承行为是在不知不觉以至于潜意识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的。

前一代人向后一代人的“传”，以及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承”，在世代相继不断的连续性中，“传”就表现为向未来“各个”世代的无限地传，“承”就表现为对过去“各个”世代的无限地承。从而，传承才得以形成“统”，这便是“传统”，便是我们称之为在时间中绵延不断地传承着的文化。

通过以上对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基本作用的说明，我们必须肯定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具有主导的作用和地位。

所谓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地位，主要是指如果没有教育者，就没有教育活动的出现和存在。从时间上看，“传”总在“承”之先出现，没有教育者向受教育者进行文化的传递和传播，就没有受教育者的“接受”和“承续”。这个道理其实与前辈人对后辈人的喂养食物是一样的。没有前辈人对后辈人的抚养，用食物去喂养新生的后辈人，后辈人就难以存活。所以，新生的年轻的后辈人得以存活，身体得以成长起来，固然离不开自己张嘴去吃，而第一位的功劳必须归于上辈人对他的主动抚养。这也就是说，对有助于幼小的后辈人长身体的饮食活动来说，前辈人的喂养是具有主导的作用和居于主动的地位的。

应当看到，任何一个从母胎生下的婴幼儿和下一代，他需要“吃”的食物并不只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必须还要“吃”精神的即文化这种食物。人只有既吃物质的食物，又吃精神的食物，即文化食粮，才能成人。所以，人的食粮，从来就是两种，而不是一种，并且每种“食物”的传输活动，从来都是由前辈人首先主动地进行的。所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就是指教育者乃是教育活动的首要推动者，教育活动本质功能的第一体现者和实践者。

教育者这种主导、主动的作用，也就决定了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居于同样主导、主动的地位。教育理论必须在这里把这个事实揭示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