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社会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1.教育地位的确定原则

确定教育作为国家、社会的一项事业，它在国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中居于什么地位，依据的是以下两个原则：

（1）应该首先考察清楚教育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也就是说，先要了解教育对国家、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客观所具有的作用。因为教育的地位是依据教育的作用确定的。

（2）应该把教育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与国家、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其他基本因素，做出客观的分析、比较，而不能只见教育不及其余。因为教育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和结果的出现，也只是国家、社会存在和发展诸条件诸因素中的一个条件、一种因素。国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础，具有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和条件。概括起来讲，一个国家、民族、社会走向兴旺发达必须具备人口兴旺、经济富裕、教育发达这三个基本条件。

2.教育的基础和战略地位

经过以上的叙述，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教育在现代国家社会系统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社会事业，而是居有基础和战略地位的理论判断。在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出以上的结论，其根本原因有二。

其一是，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人是决定的因素。高素质的人口和人才，是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这也是古今中外一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在社会进步的标志系统中，高层次是人的发展和人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应归结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人的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人的内在能力的发展，需要通过教育去培养、激发和锻炼。可见，教育的发展，是人的进步的首要条件。教育对人的进步的直接作用又在于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使人成人，成材，成德达才。所以，教育在今天，它是社会，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是，教育是精神生产的基础。发展精神生产，不仅需要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而且还需要以教育的发展作为智力和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基础。

就精神生产而言，教育不仅是它的一个重要部类，而且精神生产的各个部类，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道德伦理、思想理论、民主法制、社会风尚、人际关系，等等，都要靠教育（广义的）来培植和支持。

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物质实力（即物质力）与精神实力（即精神力）的总和，以往那种把精神力排除在综合国力之外的认识是非常片面而有害的。

精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仅靠物质力的支撑而没有坚固的精神力做保证，那就迟早要导致民族大厦倾斜，道德行为颓废，价值观念扭曲，精神生活空虚和行为方式变态。

总之，教育的真正的社会作用和地位就在于，没有它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存在，也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因而也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教育的作用与地位是由必然性决定了的事情，是否能认识到它，是否能正确对待它，则是另一回事。纵观古今中外教育史，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方面。

一方面是，对教育客观所具有的价值、地位能正确认识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的确是大有人在。有些国家如日本、德国甚至早就确立了教育立国、教育为本的思想，长期坚持，毫不动摇。

“世界之中，有一个民族，她极能始终信仰教育的效力，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因此之故，德国历代哲学家，随时随地都以推究教育后生的理论为急务。到了现代，帝政崩溃，民治代兴，德意志民族思想正在急剧变动之际，全国人民对于教育的信仰更为普遍而又坚决。”[12]

如所周知，德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初，德国的工业差不多落后于英国一个世纪。1806年，普法战争的彻底失败使德国人遭受了一次丧权失地的奇耻大辱。以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为代表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把改革和发展教育作为挽救国家、重振民族精神的唯一方法和希望。1810年，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的威廉·冯·洪堡在费希特等人的协助下创立的柏林大学，其主旨就是“要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13]。国家准备“把它发展成为德国科学与艺术中心，成为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力量与信心的不朽的纪念碑”[14]。

从19世纪20年代起，德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投资逐年以较高的比率增加，不久便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据统计，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880年德国为1.6％，英、法两国为0.9％；1900年，德国为1.9％，英、法两国为1.3％；1930年，德国为3.3％（有的文献记载为4.1％），英国为2.8％。德国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投资率，使学龄儿童入学率，国民的读、写、算等方面的能力，工人的技巧，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培养质量，乃至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都居于欧洲各国的前列。这一切对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争的废墟上，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得到重建，取得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的超前发展。教育的超前发展为经济部门培养了一支有教养的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包括科技人员）队伍。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末的“明治维新”，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项政策，非常重视改革日本的教育制度，大力振兴初等教育，重视科学教育，并迅速发展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时，积极引入欧美的科学技术和派遣留学生，积极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结果，日本用了大约仅50年的时间，便走完了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约200年的路程。

日本文部省调查局于1962年为纪念日本学制颁布90周年而编写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最近，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认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是从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引申来的。它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增加物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新引起人们注意的各种重要因素，统称之为‘人的能力’。大力开发人的能力，是促进将来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人的能力开发，则依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这种看法，就是我们试图从投资方面来解决今天教育问题的理论根据。”[15]这是日本官方的意见书，其中提出的“教育投资”的观点，就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着重研究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地恢复，首先应归功于明治以来教育所储备的力量。

另一方面是，主张制定长期的综合的教育规划，不仅要从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而且要从为了培养生活在将来社会中的理想的人这一长远观点出发，来考虑教育的使命。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一部分有觉悟、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从德、日等国的先例中受到鼓舞，其中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备受列强的欺凌和剥削，主要是由于教育不普及，人民愚昧无知，文化科学技术不发达，造成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要普及和发展教育，就可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生产力，国家就能转弱为强。这种观点或思想被称为“教育救国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教育救国论在我国曾受到长期的批判。其主要观点是说，解决中国的富强和出路问题，根本问题不在于教育而是首先要解决政权或制度问题。教育救国论否认革命，起了缓和和消除阶级斗争的作用，从而成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工具。因此，“教育救国论是反动的”。并且把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切热心提倡和从事民族国家教育事业的人士，统统归于教育救国论的行列，而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似乎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里，对社会民族的教育事业越热心、越积极的人，对国家民族的罪恶也越深重。然而，值得人们深思和注意的是，在1949年中国建立了新政权以后，这时革命胜利了，但也未见从此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其实，近代中国的所谓教育救国论，主张的实际主要在于发展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它所主张的无非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理念。它对救国是利多而无弊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借批判《武训传》电影开始大批所谓教育救国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深刻反映了那种打着“革命”旗号的极“左”思想理论的危害性，背离了世界各国重视教育的潮流，对我国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早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就有对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论述。例如《礼记·学记》中就提出：“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实际上，在这里就已经提出“教育为本”的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把教育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把教育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并认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16]。“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17]甚至提出发展教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8]，“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实践证明，教育对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衰，确有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关于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问题，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他就指出∶“我们要实现四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20]

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的就有把握达到。”[21]

关于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邓小平曾做了深刻的论述。他说：“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在邓小平正确思想指导下，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把教育、科学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对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教育由战略重点之一，提高到首要的战略位置，并且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

在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中，最着力思考的问题就是人才，而且这种思考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而是结合时代特点，结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并做出了崭新的、特殊的强调。

邓小平在人才的认定标准中所强调的是人的智育素质。他强调的人才，首先是知识型人才，与此同时，他否定的是当年那种文化根底很浅，只会在空头政治中和胡乱“斗争”中恣肆表演的“人才”。应当说，这是近几十年来人才观的一次大匡正、大建树。

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显著的深层变化就是：

（1）将德育对智育的压迫、排斥、主宰局面改变成德育、智育互融局面。

（2）空前地强调了智育的地位及其在人才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说：“教育事业，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22]教育战略地位的落实，也就不只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情，必须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全方位地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www.xing528.com)

在我国，虽然有重视教育的悠久历史，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从未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我国，这种认识来之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便在今后的若干年内，进一步端正和深化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教育的优先发展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成为国家民族的意志，化为持久的实际行动，仍甚为重要。

思考与练习：

一、本章基本概念

教育功能　教育的本体功能　成人　成材　个体　群体　作用与地位

二、简答题

1.什么叫教育的本体功能？

2.教育对人（社会个体）来说有什么作用？

3.人（社会个体）可以接受教育的基本原因有哪些？

4.教育对社会群体有什么作用？怎样理解教育对社会、国家、群体的作用？

5.教育在社会、国家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怎样？请谈谈你的看法。

[1]转引自《上海教育》，1979年，第11期。

[2]转引自《上海教育》，1979年，第8期。

[3]王符《潜夫论·德化》。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3页。

[5]《管子》。

[6]王通讯《人才学通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7]王通讯《人才学通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序言。

[8]彼得·伯杰《社会学》（1972），转引自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第94页。

[9]转引自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10]《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3页。

[11]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家书·章太炎先生答客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2]转引自《雷沛鸿文集》（上册），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3页。

[13]F·鲍尔生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

[14]F·鲍尔生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15]日本文部省调查局编，吉林师范大学外研所译《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

[16]《党的十四大报告》（1992年）

[17]《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

[18]《党的十四大报告》（1992年）

[19]《党的十三大报告》（1987年）

[20]《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21]《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

[22]《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