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教育形态有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教育制度之别,而区别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现象、教育形态,就必然存在着两种不完全相同但又共具特点的本质属性。就教育活动这一教育形态而言,可以认为它是人类一种特有的文化传递形式、手段和工具。其实,教育的基本属性就是它的传递性。传递什么?传递文化,传递知识、经验、科学、道德、风俗,传递人类文明,传递人类劳动和智慧的一切成果。当然也可以向人传递一切反面的、劣性的、有害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教育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它的传递性。无论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也好,生产力也好,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好,都是因为教育具有对精神文化的传递性,以致可以把生产力、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方面的知识文化、精神影响传递给人。如果教育不具有传递人类精神文化的功能与作用,那就不是教育了。教育活动的各个专门特点决定了它可以为一切社会活动、为人的各种社会生活服务,也决定了它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既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也同生产关系有关;既同经济基础相联系,也同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相联系。教育活动的这个专门特点也决定了它既可以为一切正面的优性的文化服务,也可以为一切反面的、劣性的文化服务。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美、日及苏联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从一开始就涉及人类基本的传播行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对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教育也是一种传播现象。传播学把传播过程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即所谓五个“W”,也就是英文的五个代名词:who(谁)、what(说了什么)、how(通过什么渠道)、whom(对谁说的)、why(要达到什么效果)。换一种说法就是说传播过程有传播者、信息、媒体、受传者和效果(目的)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包含在一切传播行为之中,这是无一例外的。教育过程、教育活动也包含这五个要素。因而,教育就是丰富多彩的人类传播活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传播学的原理来认识和研究教育功能,从而使之建立在传播学原理的基础之上。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在他的《人、信息和媒介——人类传播概论》一书中说:“一有人类便有传播,而历史几乎可说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实录。”他还说:“传播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工具,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或昆虫社会不同,主要是因为人类会传播,会使用传播工具。”“只有人才有的本领——处理信息,与他人分享。动物也能有限度地处理信息,但人类的本领发展得比任何动物都更充分。”施拉姆的这些论述说明了传播,也就是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对于人类社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教育活动跟人类的生产活动一样古老,远古时代的原始人就需要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生产技能,对事物的看法、信仰、习惯、习俗、态度、礼仪和道德观念等传授给下一代。但是,他们的教育活动涉及的范围很少超过家族、部落的圈子。教育过程跟生活和生产活动融合在一起,没有专门的教育设施,没有专门的教育者,也没有系统的教育内容,教育活动带有明显的随机性和自发性。如果说原始社会的教育所具有的这些突出特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限,那么,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教育的传播工具只有口头语言。口耳相传的交流是瞬息即逝的,其内容不易保持,自然无法形成固定系统的教育内容。人脑的记忆又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原始人不得不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随机地、反复不断地向青年一代传授自己的思想、观念、经验和技能。不过,即使以后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学校教育,教育的传递性这一根本特点也是一以贯之,不能改变的,只是在某些形式上有所发展和变化罢了。(www.xing528.com)
从教育传递性这个基本属性而来,教育活动的另一基本特性是它的培养性或称教化性。教育的培养性、教化性实际从文化对人所内在具有的感染、影响、说服作用而来,教育具有培养人、造就人、影响人、感化人的作用,其根子都在文化上面。也就是说,文化源于生活,它具有培养人、影响人、教化人的根本作用。而文化的这种性质和力量是依靠了教育的传递性而得以实现的。
总之,教育的本体功能是传递社会文化、信息,把社会文化传递给人,其结果也就必然会使人得到培养和造就,以致使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和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当然也就得到了绵延和发展。所以说,人的发展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对文化和教育这种社会形态来说,都只是果而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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