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科學家們在推進社會進步時被批評？

未来的帝国将是心灵的帝国。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如果我们不加思辨、不加审慎地发展科技，我们的仆人会成为我们的刽子手。

——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

2000年科学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太阳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比尔·乔伊（Bill Joy）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公开抨击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威胁。在这篇发表在《连线》杂志上题为“未来不需要我们”（The Future Does Not Need Us）的文章中，他写道：“21世纪，我们拥有最为强大的科技——机器人、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都有使我们成为濒危动物的可能。”这篇极富争议的文章对成百上千个科学家的道德提出了质疑，这些人都在实验室中专注地从事着科学前沿的辛勤工作。他质疑这些研究的核心，认为这些科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完全不及它们对人类的巨大威胁。

他描述了一个死寂的反面乌托邦社会，科技毁灭了文明。他提出警告，有三个发明会最终向我们调转枪口：

乔伊宣称，与这三种科技带来的危险相比，20世纪40年代原子弹带来的危险就显得很渺小。那时，爱因斯坦对核力量毁灭文明的可能性发出了警告：“这个事实令人恐惧，但明白无误，科技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力量。”乔伊指出，建造原子弹是一个庞大的政府项目，可以进行严格的管控，而上述科技由私人企业主导，如果说有管控的话，这种管控也相当宽松。

他承认，这些科技可能会在短期减少某些痛苦。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好处都会被它们带来的科学浩劫所吞没，这场浩劫将毁灭人类。

乔伊甚至批评科学家们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说他们自私、幼稚。他写道：“传统的乌托邦意味着好的社会，好的生活。好的生活包括其他人。而这个科技乌托邦里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不得病；我长生不老；我要有更好的视力和更聪明的头脑’，如此种种。如果你把这么一个情况告诉给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他们会取笑你的。”

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们正处在使极端的邪恶趋于完善的边缘，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种邪恶的可能性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遭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的可能性……”

这些论述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大约是灭绝吧。”

不出所料，这篇文章激起了争论的风暴。

这篇文章写在10多年前。对于高科技而言，这是个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可以以某种后见之明来看待这些预测。回顾这篇文章，全面地审视比尔·乔伊的警告，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夸大了某些来自科技的威胁，同时他也促使科学家面对研究工作中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这总是好的。

另外，这篇文章还引发了“我们是谁”的讨论。在揭开了大脑分子、基因和神经奥秘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把大脑当作一个装满原子和神经元的容器，把人非人化了呢？如果我们完全绘制出大脑神经元的结构图，能够跟踪每一条神经通路，这是否就去除了我们自己的神秘性和魔力呢？

现在看来，来自于机器人科技和纳米科技的威胁距我们要比比尔·乔伊所设想的遥远。我认为在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如阻断某些研究通道，防止它们生产出不受控制的机器人；在机器人中放置可以关闭它们的芯片，防止它们造成危险；设计保险装置，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所有机器人停止运行。

但来自于生物科技的威胁却十分紧迫，生物微生物（biogerms）从实验室逃逸出去的危险真实存在。事实上，雷·库兹韦尔和比尔·乔伊曾经撰写过文章，批评公开发布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完整基因图谱。这种病毒是历史上最为致命的细菌之一，死于该病毒的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科学家通过检验死者的尸体和血液把早已死亡的病毒重新组合起来，绘制了该病毒的基因序列，然后在网上发布出来。

目前对于这种危险病毒的发布已经有了防范机制，但仍须进一步加强，并增添新的安全措施。具体而言，如果某种新的病毒在地球的某个偏僻角落突然爆发，科学家必须组织起快速响应团队，在自然中把它提取出来，绘制出其基因序列，然后迅速研制疫苗，防止其扩散。

这场争论对于心灵的未来有着直接影响。目前，神经科学仍处在很原始的阶段。科学家能够做到的是，读取和录制活体大脑的简单思想，记录少量记忆，把机械手臂连接在大脑上，使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患者控制周围的机器，通过磁场关闭大脑特定区域以及识别出精神疾病中出现故障的大脑区域。

然而，在未来几十年神经科学的能力可能会爆发。当前的研究已经到了新的科学发现的门槛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我们瞠目结舌。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许会完全习惯于用心灵的力量控制周围的物体，我们将下载记忆，治愈精神疾病，提升智能，掌握大脑的每个神经元，制造出大脑备份副本，还将通过心灵感应彼此交流。未来的世界将是心灵的世界。

比尔·乔伊并不怀疑科技有着可以解除人类痛苦的潜力。但使他感到恐惧的是由科技武装起来的个人可能会使人类这个物种分崩离析。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阴暗的反面乌托邦社会，这个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精英拥有被科技武装的智能和神经，大众则生活在无知和贫穷之中。他担心人类会裂变为两个物种，或许，人类已经不是人类。

但我们曾经谈到，几乎所有科技刚出现时都十分昂贵，因此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由于大工业生产，计算机成本下降以及竞争因素和运输费用的下降，科技无可避免地渗透到穷人阶层。这也是留声机、半导体、电视、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走过的发展路程。

科学并没有制造出一个区分富人和穷人的世界，它已经成为促进繁荣的发动机。有史以来人类所掌握的所有工具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最具产出性的就是科学。我们周围不可思议的财富都直接源于科学。科技降低社会断层，而非加剧社会差距，要理解这一点，看看我们的先辈们在1900年左右的生活吧。那时，美国的平均寿命是49岁，很多新生儿死在襁褓之中；与邻居聊天要从窗户往外大声呼喊；信件由骑马寄送，能不能送到还成问题；药物基本上只有蛇油；起作用的治疗方法事实上只有截肢（而且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和缓解疼痛的吗啡；食物在几天内就会腐烂；下水道系统根本不存在；疾病是永恒的威胁；经济仅仅支撑着少数富人和人口很少的中产阶级。

科技改变了这一切。我们不再通过打猎获取食物，只要走入超市就可以了。我们不再扛着重重的生活用品，只要把购买的东西放进车里就行了。（事实上，来自科技的威胁造成了上百万人死亡，但这不是杀人机器人或狂暴的纳米机器人，而是我们放纵的生活方式。由此造成的糖尿病、肥胖症、心脏病、癌症等疾病已经到了几乎蔓延的程度。而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上述种种福利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世界见证了数千万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出悲惨的贫困境地。在这个大图景中，我们看到人类中有一大部分离开了繁重的农耕生活方式，进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

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进行工业化，而中国和印度只要用几十年，这些都归功于高科技的传播。有了无线科技和互联网，这些国家可以跳跃式前进，超越其他的更发达国家，那些曾用繁重的劳动铺设的城市。当西方为那些老化的、破旧的城市基础设施绞尽脑汁时，发展中国家正在用耀眼的先进科技建设一座又一座城市。

（当我还是博士生时，中国和印度的博士生收到科学杂志要等上几个月或一年。另外，他们与西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仅有少数能够有钱走出国门。这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传播，这些国家的科技发展也极其缓慢。今天，只要把论文放到互联网上，科学家就能阅读彼此的文章。他们还可以通过网络与全世界的科学家合作。这极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随着科技而来的是进步和繁荣。）

另外，我们并不能确定地说，拥有了某种增强型的智能就一定会造成人类分裂的灾难，即使有很多人无力承担相关费用而不能享用这个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复杂数学方程的能力和完美的记忆力都并不是高收入的保证，也不是获得同行肯定、赢得异性倾心的保证，而这些是推动多数人的动机。洞穴人原理会战胜大脑能力的提升。

正如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博士所言：“胡乱摆弄我们自己的内脏，这个想法会使很多人感到不安。而我们可以用增强型智能干些什么呢？我们是用它来解决问题，还是列出更长的圣诞贺卡寄送人名单……？”

不过我们在第5章讨论过，失业工人可能会从这项技术中获益，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掌握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时间。这不仅会减少失业带来的问题，还会影响到世界经济，使其更为有效，对形势的改变可以做出快速反应。

针对乔伊的文章，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场论战的主题与文章中的描述不同，并不是科学家与大自然之间的较量。这里事实上涉及到三个方面：科学家、大自然和社会。

在对这篇文章的回应中，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布朗（John Brown）博士和保罗·杜奎德（Paul Duguid）博士说：“技术，比如火药、印刷机、铁路、电报和互联网，可以深刻地改变社会。但另一方面，社会体系，如政府、法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社会运动、职业圈、地方社区、市场机构等，也会塑造或减弱技术的力量，或使其改变方向。”

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技术，我们最终须采取一种融合所有美好想法的新的未来愿景。(www.xing528.com)

对于我来说，这种智慧的终极来源是严密的民主辩论。在未来几十年中，公众会对很多重要的科学问题投票做出选择。技术的问题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辩论。

最后，一些批评人士宣称，科学揭示心灵奥秘的脚步走得太远了，这种揭示本身已经非人化，失去了人格。如果一切心理都能解释为几个神经递质激活了几个神经回路，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发现某些新事物、学得新技能或者享受悠闲假期而欢呼雀跃呢？

换句话说，就像天文学把我们解释为在冷漠的宇宙中飘浮的无关紧要的宇宙尘埃一样，神经科学把我们解释为在神经回路中循环的电信号。但这是真的吗？

我们的讨论始于科学中两个最大的谜：心灵和宇宙。它们不仅有着相同的历史和叙事，而且有着相同的哲学和视角，甚至是相同的命运。科学，以其窥视黑洞和拜访遥远星球的力量，催生了两个涵盖心灵和大脑的基本哲学：哥白尼原理和人择原理。科学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归结为这两个哲学，但它们本身却截然相反。

第一个哲学，哥白尼原理，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发明于400年前诞生。这个原理是，人类没有特殊性。这个看似简单的观念推翻了几千年来被珍视的神话以及深深扎根其中的哲学。

自亚当和夏娃因偷吃智慧之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圣经故事起，人类已经多次颜面扫地，从神坛上被拉下来。首先，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清楚地显示，地球并不是太阳系的中心，太阳才是。接着，这个看法也被推翻，人们发现太阳系仅仅是银河系中的一个点而已，它围绕着3万光年远的银河系中心运行。其次，20世纪20年代，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发现银河也不止一个。突然间，宇宙增大了好几十亿倍。现在，哈勃太空望远镜告诉我们，在可见的宇宙中有1000亿个星系。我们只是这个庞大的宇宙舞台上针尖大小的东西。

最近的宇宙理论进一步降低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宇宙膨胀理论认为，拥有1000亿个星系的可见宇宙也只是在膨胀中的更大宇宙的一个点，它大到很多光还未从遥远的地方传到我们这里。宇宙中有大片区域，我们的望远镜根本无法看到，我们也不可能去拜访，因为我们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如果弦理论（我的专长）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整个宇宙也不是唯一的，它与11维超空间中的其他宇宙共存。所以，三维空间也不是宇宙的尽头。物理现象的真正舞台是由多个宇宙组成的多元宇宙，其中布满了飘浮着的气泡般的宇宙。

科幻小说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在《银河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发明了一种“完全视角漩涡”（Total Perspective Vortex）来概括这种不断被推翻的感觉。这种漩涡可以把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逼疯。你进入一个房间，你能看到的是一幅巨大的完整的宇宙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有一个微小到几乎看不清楚的箭头，上面写着：“你在这里。”

所以，哥白尼原理指出，人类不过是在星球之间漫无目的游荡的宇宙碎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所有新近发现的宇宙数据都可以用另外一个理论来解释，它告诉我们完全相反的哲学：人择原理。

这个理论认为，宇宙与生命相融合。同样，这个简单的观念也有着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宇宙中存在生命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宇宙的各种力量只有精确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才能使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曾经说过：“宇宙似乎知道我们的到来。”

比如，如果太阳的核力比现在强一点点，那么它就会在几十亿年前燃烧尽了，DNA就没有进化发展的时间。如果太阳的核力比现在弱一点点，那么它一开始就不会燃烧，我们也不可能出现在地球上。

同样，如果引力比现在大一些，宇宙在几十亿年前就会发生坍塌进入大挤压阶段，我们都会在超高的温度下死去。如果引力比现在小一些，宇宙的膨胀速度将会加快直至到达大冻结阶段，我们都会被冻死。

这种精确性也适用于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物理学认为，我们由恒星尘埃构成，我们周围的原子都是在炽热的恒星中铸成的。严格来说，我们是恒星的孩子。

但构成人体高阶元素的氢核反应十分复杂，在所有节点上都可能偏离轨道。如果发生偏离，我们体内的高阶元素就不可能形成，DNA和生命所涉及的原子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换言之，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就是奇迹。

这个过程需要准确设定的参数有很多，这使得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并不是巧合。弱人择原理的解释认为，生命的存在本身精确定义了宇宙中的物理参数。强人择原理的解释则更进一步，认为是上帝或某种设计者造就了宇宙，使之“恰好”让生命成为可能。

哥白尼原理和人择原理之间的争论也在神经科学中有所体现。例如，有人认为人类可以还原为原子、分子和神经元，因此人类在宇宙中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戴维·伊格尔曼博士写道：“除非我们大脑中所有元件和零件都处在恰好的位置上，否则所有朋友都熟知和喜爱的那个‘你’不可能存在。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请到任何一家医院的神经科去看一看。大脑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受到损伤，都可能令人吃惊地造成我们特定能力的丧失，比如给动物取名的能力、听音乐的能力、管理风险行为的能力、分辨颜色的能力、做出简单决策的能力等。”

如果没有“元件和零件”，大脑似乎无法工作。他最后说：“我们的现实取决于我们有怎样的生物机体。”

如果我们的身体可以还原为（生物性的）螺母和螺栓，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就显得更加微不足道。我们只是一种“湿件”，运行着被称为心灵的软件，除此之外别无他义。我们的思想、欲望、期待和抱负都能解释为在前额叶皮层的某个区域中运行的电脉冲。这就是哥白尼原理视角下的人类心灵。

但人择原理也可以应用到人的心灵上，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结论会说，是宇宙的条件使得意识的出现成为可能，虽然从偶然事件中造就心灵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说：“刺激性的神经组织如何生成一种让人惊奇的意识状态，这与阿拉丁摩擦神灯如何能召唤出灯神一样无法解释。”

另外，多数天文学家都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在其他行星上找到生命，但这种生命很可能是微生物形式，这种生命形式统治了我们地球海洋几十亿年。我们碰到的可能不是巨大的城市和帝国，而是漂浮着微生物的海洋。

在我对已故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访问中，我问及这个问题，他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如果我们用某种方法创造了另外一个地球，它与45亿年前的地球完全相同，在45亿年之后这个地球会不会还与我们的一样呢？很可能不会。很有可能DNA和生命根本不会起步，更可能的是，拥有意识的智能生命不会从沼泽中走出来。

古尔德写道：“智人是［生命之树上的］一个小树杈……但这根树杈，无论好坏，都已经在自寒武纪爆发（5亿年前）开始的多细胞生命的历程中发展出全新的属性。我们发明了意识，它给我们带来了哈姆雷特，也给我们带来了轰炸广岛的原子弹。”

事实上，在地球的历史中智慧生命有很多次几乎灭绝。除了使恐龙和多数生命完全覆灭的大灭绝外，人类还有几次濒临灭绝的经历。例如，人类在所有基因上的联系十分紧密，比属于同一物种的两个典型动物要紧密得多。人类虽然从外表上看来千差万别，但我们的基因和内部化学过程却并非如此。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如此紧密相连，我们可以算出“基因上的夏娃”或“基因上的亚当”在什么时候孕育了整个人类。此外，我们还能算出整个历史中共存在多少人。

这些数字令人惊叹。遗传学表明，在7万年至10万年前，地球上只有几百人到几千个人，是他们孕育了整个人类。（有一种理论认为，大约7万年前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多巴火山发生大爆发，使得温度骤降，多数人随后死去，只留下少数。）由这一小群人繁衍出那些最后占据整个地球的冒险者、探险者。

在地球的历史中，智慧生命似乎多次走到尽头，我们能够存活实在是一个奇迹。我们可以说，虽然其他行星上可能存在生命，但有意识的生命只可能出现在少数几个星球上。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地球上出现的意识，它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形式，很可能也是最稀有的。

在考虑人类未来的命运时，我有时会想到人类自我灭绝的可能性。虽然火山爆发、地震都可能对人类宣判死刑，但我们最大的恐惧却来自于人造的灾难，如核战争或生物工程细菌。如果这真的发生，那么也许银河系中存在的唯一有意识的生命形式会遭到灭绝。我觉得，这不仅会是我们的悲剧，也是整个宇宙的悲剧。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拥有意识，我们并不理解生物事件使意识出现所经历的漫长的曲折的过程。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写道：“我认为，意识在每个时刻上的展现都是宝贵而脆弱的恩赐，没有比意识到这一点更能给生命以意义的了。”

最后，有一种对科学的批判，认为理解某个事物就剥去它的神秘，科学通过揭开心灵的神秘面纱，也同样使它变得更为普通，更为世俗了。然而，我对大脑复杂性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感到惊讶，我们肩膀上的东西是这个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物体。正如戴维·伊格尔曼博士所言：“大脑是多么令人迷惑的杰作啊，而我们又是多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有科技和意愿去研究大脑。这是我们在宇宙中发现的最神奇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自己。”了解大脑非但不会降低它的神奇，而且会提升我们的惊奇感。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说：“了解你自己是智慧的开始。”我们正走在实现他的愿望的漫漫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