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保护对同域分布物种保护有效性评估成果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存在于包括生存在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命体之间以及它们所处的生态复合体之间的全部变异；这包含物种内以及物种和生态系统间的多样性”（李新正，2010），生物多样性是在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特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维持并发展生物多样性，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根本目标（王献薄等，1994）。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世界上有太多的物种需要保护，我们不能为保护每一种物种都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直接保护。基于一些物种与其他生物类群间的生境需求的相似性，保护生物学家常常运用某一物种或种组作为“代理种”（surrogate species）来研究物种保护及生境管理的问题。代理种包括指示种（indicator species）、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和旗舰种（flagship species）（朱琳，2014）。通常，自然保护区的位置和面积范围是自然资源保护者根据少数物种的栖息地需求来确定自然保护区，也就是说，基于代理种栖息地需求和分布而建立自然保护区。理想情况下，建立自然保护区后，代理种和同域物种都可以得到高效的保护。然而，代理种和同域物种的栖息地需求可能不同。因此，有人质疑利用代理种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合理性（Daniel，1998；Andelman et al，2000；Lewandowski et al，2010；Grantham et al，2010；Lindenmayer etal，2011；Westgate etal，2014），认为保护代理种对同域分布物种的保护有效性令人失望（Banks etal，2010；Wesner etal，2012），而其他人认为保护有效性高（Poianietal，2001；Lambeck，2002；Xu etal，2014）。

对自然保护区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不仅是提高自然保护区可持续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热点（Kang etal，2013）。评估有效性的方法有很多，包括相关分析（申定健等，2009）、判别函数分析（Kang etal，2013）以及模型分析（Xu etal，2014）等。这些方法可分为统计方法和生境模型两大类。统计方法提供了一些关于物种栖息地偏好的见解，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Williamsetal，2006），但它们仅基于点尺度（Grantham etal，2010）。相比之下，生境模型可以提供空间信息，近年来已成为栖息地评价的主流。当前，许多生境模型已经被开发出来，如GARP、BIOCLIM、DOMAIN、ENFA和MaxEnt。只有选择合适的模型，才可以准确地确定濒危物种适宜栖息地的潜在分布。已有研究发现，不同生境模型预测结果差别较大。MaxEnt只使用物种出现点数据和环境变量来预测物种的潜在分布，具有稳健的预测性能（Elith etal，2006；Tognellietal，2009）。

大熊猫是世界上最稀有和濒危的物种之一。大熊猫分布在我国的岷山、邛崃山、相岭、凉山和秦岭地区（胡锦矗等，2011）。为了保护大熊猫这一濒危物种，我国政府自1963年以来建立了67个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唐小平等，2015；Weietal，2015）。其中，面积最大的是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然而，当前对于保护大熊猫等物种的有效性却鲜有人评价。本研究选取了白水江构建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开展相关研究，我们的目标是：（1）预测保护区范围内大熊猫和其他同域物种的栖息地适宜性；（2）评估大熊猫作为代理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对保护同域物种的有效性；（3）根据代理种和同域物种栖息地的分布，设计科学合理的核心区。

我们选择大熊猫、红腹角雉、血雉、金丝猴、野猪、斑羚、鬣羚、扭角羚8种物种开展研究，其中，大熊猫为代理种，其他7种濒危物种为同域分布物种。我们挑选研究物种的标准有三：（1）是我国保护类名录中的保护物种，或是具有重要生态、经济和科学价值的国家保护陆生野生动物；（2）兼顾鸟类和兽类，以及不同的栖息地类型需求；（3）物种分布数据具有可获取性。根据表6-6选择8种受保护的物种。

表6-6　研究中选择的保护物种(www.xing528.com)

续表6-6

注：I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Ⅱ为国家二级保护物种，Ⅲ为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科学价值的三有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