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地是物种生存栖息的空间,是可以提供食物、庇护所和繁殖机会的场所,正如前章提及,由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因子构成。野生动物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其所在的栖息地。对于生存于特定栖息地的物种,一旦某个适宜的栖息地因子可利用性降低,其就有可能灭绝。保护物种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保护其栖息地。栖息地评价,是指分析生物的栖息地要求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匹配关系,以明确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范围与特征(欧阳志云等,2001)。对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的栖息地模拟,是了解这些物种对栖息地的需求,有助于分析导致种群数量减少乃至濒危的原因,同时亦能为制订合理的保护管理对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因此,开展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模拟十分必要,是设计科学有效的保护行动、评价物种的保护成效、改进现有保护体系等方面的基础与前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大熊猫栖息地的研究,一直是大熊猫生态学研究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停留在对大熊猫栖息地的描述上(胡锦矗等,1985;潘文石,2001),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研究手段的改进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一些数理统计方法的引入,大熊猫的栖息地选择研究也逐渐进入定量化分析的阶段。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分析技术在野生动物生态学研究中的推广应用,栖息地质量评价逐渐成为保护生物学研究中较为活跃的领域,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也丰富多样。欧阳志云等(2001)运用GIS技术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群落格局以及栖息地变迁进行了研究,肖燚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对岷山地区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了评价(肖燚等,2004),杨佳(2008)利用大熊猫栖息地结构理论,采用投影寻踪模型对陕西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了评价,王锐婷等(2010)利用累积距平曲线分析法、二项式系数加权平均法等方法,研究气候变化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马月伟等(2011)结合“3S”技术,从景观格局演变等角度评价研究了夹金山脉大熊猫栖息地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闫志刚等(2017)依据等级系统理论对大熊猫分布区及六大山系生态系统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杨渺等(2017)构建ISO栖息地分类法和n-D可视化工具,对大熊猫实际利用栖息地区域进行评价,在众多方法中,景观要素赋值法和生态位模型方法最受欢迎。张文广等(2007)采用景观连接度赋值法,对大相岭北坡大熊猫栖息地质量进行评价,发现人为活动不仅减少了大熊猫的栖息地面积,也降低了大熊猫亚种群之间的景观连接度,对大熊猫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产生了阻碍。戎战磊等(2015)通过构建景观连接度模型对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适宜性进行评价,发现最适宜栖息地和较适宜栖息地在保护区内的分布较为破碎分散,大熊猫活动痕迹点更多地集中在栖息地适宜程度较高的区域,王建宏等(2016)利用景观连接度模型系统地研究了甘肃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发现甘肃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总体较好,适宜和较适宜栖息地面积总和占到了69.77%。王学志(2008)将生态位应用于大熊猫栖息地评价中,综合评估了平武县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状况和存在的保护空缺,Qi等(2015)运用生态位模型研究了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发现远离道路的针叶林是大熊猫高质量栖息地所在,Shen等(2015)利用生态位模型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岷山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研究发现(16.3±1.4)%的大熊猫栖息地将丧失。(www.xing528.com)
目前,景观因素赋值法和生态位模型是被广泛应用的两种方法,但是并没有做过这两种方法的对比研究。为此,我们试图利用这两种方法对大熊猫栖息地进行评价,以期为今后评估动物栖息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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