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既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也是世界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与研究工作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及国内外科研机构与非政府组织(NGO)的高度关注(刘艳萍等,2012),先后开展了1974—1976年第一次大熊猫调查、1983—1985年文县大熊猫灾情调查、1987—1988年全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综合考察(又称大熊猫第二次调查)。在林业部保护司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林业厅于1992年4月—1996年8月,历时4年完成了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出版了《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专著(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997)。之后又开展了1996—2001年白水江地区大熊猫食物基地研究、2000—2003年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和2012—2013年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专项工作,总结出关于大熊猫保护抢救、栖息地保护发展、食物基地主要森林植物群落及主食竹类种群动态(王冰洁等,2014)、食物基地承载力、大熊猫种群数量和分布状况、大熊猫及栖息地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等多项成果(黄华梨,2005;史志翯,2017)。同时,在大熊猫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开展能源示范和替代生计项目,有效缓解了社区居民生产生活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矛盾,探索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新方法、新模式,促进了保护区和周边社区共同参与管理,实现了自然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全面保护,从而达到保护区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和谐保护(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10)。冯茹等(2010)将生态位适宜度理论引入到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中,构建了经济生态位、社会生态位、环境生态位三大类独立的评价指标,通过计算生态位适宜度,判断居民生计状况和生计的可持续性。
有学者对大熊猫的生境进行了评估,指出甘肃大熊猫生境质量总体较好,适宜和较适宜生境面积总和占到了保护区总面积的69.77%,四个局域种群单元中白水江单元适宜生境面积最大(冯茹等,2010;王建宏等,2016)。除了人类干扰,自然干扰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使得大熊猫栖息地遭到重创。何敏等(2018)对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震前后大熊猫对生境中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的生境选择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震后大熊猫选择中坡位,而郁闭度不是大熊猫生境选择的主要因子。(www.xing528.com)
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力支持大熊猫保护区的科学研究,编辑出版了《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论文汇编》第一、第二、第三辑科技专著和《大熊猫故乡——白水江》《岷山东端绿色宝库》《情系白水江》等宣传文本和画册;并组织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分类区划界定项目、天然林保护工程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甘肃省保护地区管理等项目的实施,先后完成了国家级、省级、地级调查研究项目40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地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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