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志：国立绥宁师范学校的发展历程

西北地区的近代教育相对落后，其根本原因是师资力量的匮乏。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决定在西北地区加强师范教育，培养一批从事教育事业的骨干人才。1941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决定将边疆地区划分为几个边疆师范区，绥远和宁夏被划为一个边疆师范区，每区计划设置边地师范学校一所，学校的教育经费、教职员的工资及学生膳食费等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从边疆教育专项经费中划拨。

为了尽快选定校址，1941年冬，国民政府教育部派边振方、王良池、李少鲁等人由重庆至宁夏、绥远考察。考察人员先到宁夏省城，然后沿宁绥简易公路赴绥远进行考察。考察团一行在平罗黄渠桥镇受到国民党惠农县党部书记长刘堂琛、黄渠桥商会会长梁万寿等人的热情接待。考察团在考察中，见黄渠桥地处绥宁公路沿线，西依贺兰山，东靠黄河，北经石嘴子可达内蒙古，南过银川平原可达甘陕两省，实为三省交界的良好办学场所。回重庆后，考察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了考察情况，建议将学校设于贺兰山东麓的黄渠桥。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纳了考察团的建议，将校名定为“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并委派边振方等筹划建校事宜。

1942年3月，边振方到黄渠桥后，立即与当地政府和有关人士协商建校事宜。在当地热心教育事业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于4月正式动工，至同年9月首批新生入学时，学校基本建成。共建学校教室24间，教职员办公室12间，师生宿舍70多间，食堂餐厅10多间，加上其他用房，整个学校共140多间房屋，均为砖土木结构平房。学校还精心购置校具500余件，图书杂志2400余册，仪器400余件，药品多种。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建校之初，由于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重视，校舍建筑、校具筹办得都比较齐全，教职员、学生的待遇也比较良好，课程设置比较完善，为当时绥远、宁夏的师范教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学校建立了完备的行政机构管理学校日常事务。1943年，学校行政设置为校长下分校长室和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下分教导处（下辖训导组、教导组、体育卫生、诊疗室）、总务处（下辖文书组、庶务组、出纳组）、军训部、会计室等，另外还有农场、社教、招生、建筑、食粮管理、图书委员会。1944年为校长下分校长室和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下分教导处（下辖训导组、教导组、推广组、体育卫生组、社教、招生、图书编印等委员会和诊疗室）、总务处（下辖文书组、庶务组、出纳组、建筑、食粮管理、农场管理委员会）、军训队、会计室、附属小学。校务会议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如聘请教师、招生、授课、实习、毕业生分配等。校长室主管全校行政事务、教学情况、办理公文及对外联系等事宜，贯彻执行校务会议各项决定和措施。教导处主管课程分配、教学进度、学生入学注册、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及毕业考试等。总务处主管财务、基建、设备、师生宿舍、伙食、医疗等。附属小学是为方便本校实习设立的。

绥宁师范学生全系公费，师生待遇较高。学校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管理，由其直拨经费，教职工待遇比当地教职工高。生活补助及薪俸、食粮代金等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配给，职员兼教员最高者280元，教员最高者240元，职员最少亦160元，每人每年平均可得2000～2600元。冬季虽无煤炭费之规定，但学校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每人发放干炭300斤，其他如膳食、住宿、茶水、灯油、文具等，由学校借给使用。纸张笔墨随时领用。学生入学后发给青斜布制服一套，后虽改为每生给制服费500元，但仍给每人发制服上身一件。各科课本均由学校买好供学生借阅。学校还定期发放米面和佐餐费，一日三餐均能吃饱。

绥宁师范学校于1942年9月正式开始招生，当时在陕坝和银川、黄渠桥各设有考场，根据考试成绩排名共录取学生140名，其中简师两个班100名、普师一个班40名。普师考生为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教师，简师考生为高小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截至1949年，绥宁师范学校共办学8年，招收普师3个班，学生约百名；简师14个班，学生700名左右。普师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美术、音乐、体育、教育心理学、伦理学、教育概论、教材教法、教育行政、实习课等。简师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公民、地理、历史、植物、体育、美术、音乐、物理、化学、农村经济、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实习课等。为了在蒙古族聚居区开展文化教育及适应抗战时期军事需要，绥宁师范学校还开设有蒙古文课、军训课和劳作课。普师班和简师班的课时大致相同，一周约34课时。除了正常课程外，绥宁师范学校还组织较多的课外活动，丰富了师生的业余生活。学校有歌咏队，各班有合唱队，每周末各班都举行周末晚会，表演小节目。每逢11月18日校庆，各班还要排练话剧。学校还提倡学生自己动手出班级壁报，每月一期，登载学生自创的诗歌、散文等作品。为了提高师生的身体素质，学校还定期举行各种规模的运动会。

随着学校各项工作步入正轨，绥宁师范学校的硬件设施比建校之初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校舍：至1944年，学校共建成校舍210间，其中办公室12间，教职员宿舍26间，厨房9间，教室33间，学生宿舍53间，传达室1间，会议室3间，餐厅兼大礼堂9间，工友宿舍4间，军训室1间，储藏室6间，公办互助社4间，仪器室2间，牛棚2间，图书室7间，劳作室3间，厕所10间，党义研究室2间，学生自治会2间，农具室2间，诊疗室3间，眷属宿舍9间，其他2间。校具：至1944年，学校有课椅150个，靠背椅38个，盆架15个，沙发椅2张，课凳283个，办公桌51张，大小黑板16块，讲桌1张，方桌41张，箱厨34个，时钟4个，锅炉1套。写字台4个，书架23个，风琴5架，水桶10个，篮球架2副，运动用具103件，自行车1辆，其他用具84件。大小锅12口，大小水缸14个，大小瓷盆28个，碗380个。还有校旗、党国旗、军训队旗、油印机、劳作工具10套，铜制墨盒、灯盏及其他文具等158件。学校还购置了七八架脚踏风琴，另有数理化教学所需的各种教具。学校承垦荒田800亩，已垦熟田75亩，农具85件，牲畜7头。图书：绥宁师范学校购置了大量的教育类图书，共有百余种，订阅有关教育研究杂志20余种，共计价值17000元以上，并由本校自行编印绥宁两省乡土、地理教材1种。到1944年，学校共有教科用书2473册，各种参考书1935册1268种，各种杂志及报刊163册。(www.xing528.co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任命王志毅接替边振方继任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校长。王志毅初到学校，兴致甚高，请自己的老师罗常培为绥宁师范学校代作校歌，罗先生欣然应允。罗常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首任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由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作校歌，实为绥宁师范学校之幸。据曾任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绥宁师范学校学生叶光彩回忆，罗先生所作之绥宁师范学校校歌歌词如下：

长城迢递，黄河浩荡，雄邑古灵州。西驰嘉峪，南迤桥陵，中原一望收。更苍茫，极天瀚海，风吹草低牛羊牧。大厦群才无晋楚，艰辛此日惜同舟，莽瀛寰，风云变幻，惊涛一叶谁能救？圣启殷忧，邦兴多难，华胄从来有壮猷。喜东皋，和风惠日，新成松柏垂垂秀。待看取，浓荫万顷，大汉天声震五洲。

罗先生所写歌词文体古奥，寓意深远，开头写学校位于长城脚下、黄河之滨，这里本是唐代西北重镇灵州，历史悠久，雄风依旧，是唐室中兴的基地。借写灵州暗寓此地实为抗战中兴之所。接着写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一线之间，“莽瀛寰，风云变幻，惊涛一叶谁能救？”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继而笔锋一转，勉励在绥宁师范学校就读的莘莘学子，要立志救国，为民赴难，“圣启殷忧，邦兴多难，华胄从来有壮猷。”罗先生热切地期盼绥宁师范学校的爱国青年毕业后能振兴国家，培养人才，中华民族必将重新崛起于世界东方，“大汉天声震五洲”。王志毅接到歌词后，亲自用名贵宣纸制成书法作品，张贴于学校大礼堂墙壁，师生观者如堵，赞叹不已。王志毅又请音乐家张清常先生谱曲，在学校内广为教唱。

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拨给国立绥宁师范学校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加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绥宁师范师生的正常生活，老师薪资难以按时发放，学生伙食逐渐压缩减少。当年暑假期间，一些教师自行离校，另谋生路，学校面临自行解散的窘境。9月，宁夏全境解放，军管会派军代表刘廷栋接管了国立绥宁师范学校。1950年5月，经上级研究决定，将国立绥宁师范学校的简师部与惠农中学合并，普师部与宁夏师范合并。尚未毕业的一些学生向军代表提出异议，要求保留学校，最终上级决定在惠农中学附设一个师范班，让第五届绥宁师范学生毕业，其他仍旧合并。至此，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

（资料来源：黄震中、马明亮：《平罗县教育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