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子首批十大洋行建立，贺兰山志小记

清朝末年，西北内陆贺兰山麓的宁蒙一带，虽然物产丰富，牛羊塞道，但由于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影响，新的商业流通渠道没有形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导致这里盛产的羊毛、枸杞、甘草、煤炭等，并没有给居住在贺兰山麓的西北人民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和物质财富。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外界的各种新奇货物运不进来，这里的优良土特产运不出去，这里依然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等待人们探奇的聚宝盆。

在宁夏北部一个叫石嘴子的地方，黄河把这里的河岸切成了深深的河道，只有一大块像老虎嘴般的巨石横亘在河道上，因此人们把这里叫“石嘴子”，也就是今天石嘴山的前身。清朝光绪年间的石嘴子，还是一个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落。这里历史上就是著名的险关要隘，连接着内蒙古和陕西、宁夏的交通要道，是水路、陆路进入西北必须要经过的地方。周围住着蒙古族、回族、汉族等诸多民族，成为各民族之间交换农副产品的商业要地。

光绪五年（1879年）的一天，在包头通向石嘴子的崎岖土道上，突然来了一辆不起眼的牛车，吱吱呀呀晃悠悠地走着，车上除了一个驾车的老汉外，还有一个穿着打扮明显与众不同的人，这人四十岁上下，头皮秃了一大块，露出光光的脑门，眼睛虽然不大，但透着精明干练，一身青布长衫和瓜皮小帽说明这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商人。路两旁的农民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农活，好奇地盯着这辆来自远方的牛车。坐在后座上的秃头商人一边抽着嘴里的烟袋，一边眯着眼睛打量着周围的景色。突然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呆住了，只见一个农民正吃力地把一大团羊毛埋到土里去。商人连忙跳下车，叫住了那个农民，问道：“老乡，这是做什么呀？为什么把好好的羊毛埋到地里？”农民头也不抬地回答道：“沤粪！羊毛除了做毡子就没用了，只能拿来做肥料。”商人听了这番话，摇着头，眼里露出惋惜的神情。

这个秃头商人是谁呢？这个人姓葛，真名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人们都管他叫葛秃子，是天津洋行里的买办，也就是替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经理人。这次是专程来西北进行考察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古老神奇的西北发现新的巨大商机。果不其然，在石嘴子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葛秃子发现了发财的聚宝盆。如此品质优良的羊毛、羊皮居然被农民当沤粪的肥料，真是暴殄天物啊！要是能运到天津，完全可以当作制造纺织品和皮毛衣物的上等原料，肯定会是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买卖。葛秃子做生意数十年，哪肯放过这样绝佳的商机？他立刻在这个荒凉的小村落住了下来，盘算着自己的发财大计。可是远道而来的他身上并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人脉关系，他一个外地人怎么能做这么大的羊毛收购生意呢？想来想去，葛秃子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他找来了旅店老板许存荣，请求他出面做自己的担保人，向当地的农牧民赊账收购羊毛、羊皮，等货物运到天津卖出后，下一年再来收购时付清货款，条件是给予许存荣优厚的报酬。在葛秃子苦口婆心的劝诱和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许存荣答应了葛秃子的请求。葛秃子以每100斤羊毛2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约2万斤羊毛。收购完成后，葛秃子在石嘴子当地雇了两只船，把羊毛顺着黄河运到了包头，再由陆路运往天津。到达天津后，葛秃子立即把这些羊毛通过英国人开办的洋行进行出售。这些来自宁夏、内蒙古等地的优良羊毛得到了各地客商的青睐，他们纷纷出大价钱收购这些优质原料。原来收购价仅为每100斤2两的羊毛被以每100斤20两的高价卖出，价格翻了十番！这样的生意简直太划算了，葛秃子一夜暴富，成为打开西北皮毛贸易大门的第一人。

葛秃子有了钱，便正式和天津的外国洋行签订了合同，在石嘴子设立洋行，专门做收购皮毛生意。光绪六年（1880年），葛秃子带着大量资金再次踏上了通向石嘴子的道路，这次他胸怀壮志，决定要在石嘴子大干一番事业。为了使自己的生意能顺利开展，葛秃子聘请了河套地区当地人张三、王万银等人做保镖，负责押送货物。贺兰山地区历史上首家外国洋行——高林洋行正式在石嘴子开张了。葛秃子没有食言，到达石嘴子后，他向去年赊账收购羊毛的农牧民们支付了银两，取得了农牧民们的信任，开始大张旗鼓地收购起了皮毛。葛秃子的生意越做越大，等到第三年，高林洋行的生意已经从贺兰山一带的宁夏、内蒙古扩张到了青海，开始在西北牧区各地设立外庄，即商号，几乎垄断了西北的皮毛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葛秃子一夜暴富后，迅速在天津商界掀起了西北贸易热潮。天津英商纷纷派人到石嘴子寻找商机。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资本和规模都超过了葛秃子。仁记洋行一面用钱收买了张三和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展开了与高林洋行的竞争。此后又有8家洋行先后在石嘴子设立，它们是英商新泰兴洋行、英商天长仁洋行、英商平和洋行、英商聚立洋行、英商隆茂洋行、英商明义洋行、德商瑞记洋行、德商兴隆洋行。包括高林、仁记在内的10家洋行中，资本比较雄厚的有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共6家，时称“六大洋行”。各洋行的开办人，大部分居住在天津英租界，常住石嘴子洋行的负责人，基本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具体负责洋行业务。各行在临近牧区的城镇设“庄”，负责联络收购。在产毛区设“外庄”，专门负责收毛、贷款业务等。(www.xing528.com)

随着十大洋行的设立，石嘴子这个昔日的小村镇迅速变成了西北贸易的集散地。西北各地的羊毛、羊皮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这里成了西北贸易的天堂，各个洋行和他们的经理人都发了横财。例如新泰兴洋行的大老板，天津人宁星普富甲津门，被天津商会选为会长，成为天津商界的头面人物。

时过境迁，到了民国时期，曾经风光一时的石嘴子洋行皮毛贸易也悄悄走到了穷途末路。兵匪横行的混乱局面，军阀割据的尔虞我诈，各方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西北贫困农民的日益破产，使得商业贸易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1914年，袁世凯派他的亲信张广建来到甘肃当都督。张广建曾经路过天津，曾和洋行发生借贷关系。张广建到达甘肃后，接手的是一个民不聊生、混乱不堪的烂摊子。清政府留下的一批军队，纷纷向他伸手要饷要粮，怎么养活这些吃皇粮的人，成了张都督头疼的大问题。甘肃经济不发达，没有税收来源，也没有发财的渠道，军饷问题如何解决？万一把这些兵痞子惹急了，造起反来，恐怕张广建的都督宝座也坐不稳了。张广建只好伸手向袁世凯求救，请求拨给军费。可是袁世凯正忙着当皇帝，需要大量金钱铺路，买通国内反对派和各国政府，哪有钱给甘肃？袁世凯只好复电命令张广建自行筹款解决。张广建无计可施，只好向财大气粗的洋行又借了10万银元，以解燃眉之急，并写了合同。过了三四年，合同到期。洋行最初不打算要这笔账，想作为人情换个方便。后来有人建议，要还是要，不给就拉倒算了，于是一张索款通知送到了张都督的府上，张广建知道合同到期，不还说不过去，但又无款可还，只好召集手下将领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还不好答复，还则库内空虚，筹款也来不及，后来由回族军阀马安良想出了一个计策。马安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账是要还，但洋行在西北经营毛业几十年，向来不上税，也不合情理。我们可以由现在起，设立一个‘皮毛公卖所’，先按5%收税，拿这项税收慢慢偿还。”这个意见当时立即获得通过，并通知了洋行。洋行没想到要账要出个税收来，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有苦说不出，再不敢提要欠款的事了。

紧接着，张广建派了一个叫文豹隐的河北人到石嘴子设立了“皮毛公卖所”，按5%收税，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所欠洋行10万银元偿还完毕。甘肃当局至此才知道这项税收是很大的一个财源。为了加强税收，第二年改派了一个姓沈的统领带着30多人到石嘴子，税率增至10%，第三年又增至15%，并加强了稽查工作，要求毛、票数字相符，包件与斤称相符，查出多余，则皮毛充公，还要受罚。其他省份听到这个消息，也要求收取过境税。青海回族军阀马麒则禁止卖毛给洋行，由自己垄断，直接运往天津。洋行在此情况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薄，毛质也越来越杂。后经英商甘德林亲自到西北实地了解后，决定于1920年开始收缩，1921年先撤走瑞记、天长仁、平和、仁记4家洋行，其余各行也于1926年全部撤完。贺兰山东麓石嘴子洋行的兴衰成了那个混乱年代的昙花一梦。

（资料来源：刘廷栋：《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四辑》，内部资料，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