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从唐朝初开始内迁,直至建立割据政权和最终被蒙古所灭,已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600年之久,难道蒙古人灭西夏时,将所有党项人都杀光了吗?作为一个掌权的主体民族,可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消灭光的,那么他们的去向是何方呢?
首先,西夏故疆留遗民。西夏灭亡后,作为统治民族的党项族,特别是其中的中下层人民,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远走他乡,只能远离政治中心城镇,逃到偏僻乡村和大山之中以暂避。这种实例太多了,如元朝建立以后,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在原西夏的京畿地区(今宁夏银川市)设立府路一级的地方政权,被命名为“宁夏府路”,其寓意是“希望西夏故地安宁”。从此人们不难发现,此地原西夏的旧势力仍然很强,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故要强化基层政权并加以震慑,所以用“宁夏”之名祈求平安。据史书记载,前西夏有一位世代官宦人家子弟名叫高智耀,祖父高良惠,官至右丞相。蒙古大军攻占夏都并屠城,他隐贺兰山,后被太宗访求,担任元朝的西夏中心等路提刑按察使等职。元朝还在原西夏京畿地带设立过中兴路,移民大办水利,大兴屯田,并任命党项人朶儿赤担任中心路新民总管,说明此地土民仍以党项人为多,故用党项人为官,招徕逃亡的党项人陆续返回家园。从地理方面来分析,党项人的发祥地系原夏州等五州(今陕北和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因地广人稀,政治控制力弱,也有许多党项部落生存下来,不过他们或改为蒙古族,或改为汉族。
另外,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景庄乡有一个南长滩村,这个村位于腾格里大沙漠南缘的香山深处、黄河之滨,山河相阻,又不通公路,过去很少有人涉足。全村人基本上都姓拓(不算外嫁入的媳妇),皆为汉族。但是这支拓姓有家庙(现已毁)、家谱(尚存)和祖坟,他们说自己是西夏拓跋姓遗民的后代,因躲避蒙古大军而逃难到这儿,繁衍了这一支拓跋姓族群。为了隐瞒真实身份,便改双音“拓跋”为单音“拓”,并自读“拓”(音tuò)为“塌”(音tà),故意掩人耳目。2012年,宁夏史学老人吴忠礼先生曾应邀组织人员对该村进行调查,撰写了《神奇南长滩,神秘党项村》一本小书。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村民们祖祖辈辈有一个遗风,即喜植梨树,偏爱白色的梨花,每当春天来临,一夜间梨花盛开,宛若世外桃源。据说这是党项祖先尚白和纪念“大白高国”(西夏国)的情结。现在,这一支西夏遗民均已与当地民族融合、汉化。但是,正如时任中卫市委书记马廷礼在给该书所撰《序言》中写道:“拓姓与党项皇族拓跋氏是否同根一脉……也许这个谜团会永远深埋于历史记忆的深处……但是,神秘、求索,也正是其魅力和引力所在。”(www.xing528.com)
其次,内地党项遗民踪迹。西夏灭国之际,许多党项人或因逃难,或因被蒙古人征兵,或因投降蒙古大军,参加伐金、讨宋统一战争而转战全国各地,最后为官某地、散居四方。如今在河北定居有昔里钤部益立山之昔李氏宗族和“河西老索”一支党项人。今河南亦有党项遗民,其中濮阳杨氏一宗规模最大,约有五千口。据传是随蒙古大军参加统一战争之后,落户到河南的。该杨氏不仅存有家谱,其第四世祖杨崇喜还著有《述善集》,当时还请正义大夫、贤直学士、致仕礼部尚书潘迪撰写了《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夫长唐兀公碑铭》,在自序中明载杨为“唐兀氏”(元称西夏为“唐兀”“唐古特”),“世居宁夏路贺兰山”。《述善集》中还收有一些诗文,中有“与君同是贺兰人”和“英英西夏贤”等句,表明他们是西夏党项人的后裔,贺兰山是其祖先生活的地方。杨姓是在明朝所改。今安徽省同样发现有那木翰、昂吉儿、余阙(姓唐兀氏,父姓沙剌)三大家族西夏遗民。他们大部分落脚在庐州(今合肥),一部分入居桐城,合计六七千人,均融入汉族。其他省市诸如内蒙古、山西、山东、陕西、辽宁、浙江、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和北京、上海等地都有西夏党项遗民的后裔被发现。
再次,回归祖籍的党项遗民。党项羌人于唐代内迁,但是仍有一部分党项族人留居在故土,而且当西夏立国之后,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宗教的联系,所以600年之后,当国破家毁,必然会有一部分党项族人想到“回老家”。今天在川、甘、青、藏交界的雪域高原地区,如后藏、川北、甘南等地都有“弥药”人身影,但均已融于藏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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