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政变失败原因

至于戊戌政变所以失败的原因，大概可以说是先天的、命定的、必然的、无可幸免的归宿。其原因实在最显而易见的。随便举例来说，即有下列各项。

也难怪他，他自四岁起便在这紫禁城的牢狱中受李莲英和西太后淫威的胁制，畏惧恐怖的心理，已经深深打入下意识中，满清的亲王朝贵，没有一人把这可怜的皇上放在眼里。每一个太监，都是监视他的侦探。他早已和汉献帝、魏高贵乡公，处于同一的地位。以如是的地位，而想奋发图强，大有作为，根本已有“缘木求鱼”之感。谭嗣同辈初时还装在鼓里，梁氏说：

……初，君（谭）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捧“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谭嗣同传》）

此点康广仁最有先见之明，早已洞若观火，他在戊戌春间就说：

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才，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康有为）宜归广东；卓如（梁早年之字）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他的卓见，未被兴高采烈的“阿兄”及卓如采纳。到七月他又恳切地说：

……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康广仁传》）

这可说明戊戌新党，自己也知道必然失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康有为对于“当领袖”的根本资格，其优点是：一、魄力伟大，二、精神勇猛，三、感情丰富，四、毅力坚韧。但他的缺点较多：一、胸襟不广，二、态度傲慢，三、个性执拗，四、理智不强，五、作事无序，六、缺乏科学训练，七、本身不求进，八、所学太乱，不适用于其时代（已详第二章）。而反骄然不惭，自谓贯通天地人，不免可笑。他在“百日维新”期间一生最精彩得意的生活，为他的头脑冷静理智较强的阿弟，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及切中的批评。说：

……伯兄（康有为）书则讲学，接见人士日以数十，户外屡满。夜则代草奏稿，鼓言路，及能上折者上言。及四月，伯兄召见后，上奏及见客益忙。夜叉改定《法兰西革命记》《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因频奉上命索取，故弟须一切照料，昼夜商榷。伯兄草文，皆夜深高卧，诵之于口，而弟笔之于书。其有宜商者，即与弟辨议。即写成折，夕上而朝行！故弟亦忙极不能行。……（《戊戌六君子遗集》康幼博茂才遗文《致口易一书》）

当时康有为的生活，如此的忙繁、紊乱而仓促，纵然精力过人，其成绩也自然不会佳的。他老弟对于乃兄的批评，尤为公允而有味。他说：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能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翁同龢）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伯兄亦非不深知，以为生死有命，非所能避。……（同上）

以上真是语语洞中肯綮之言，他又指出乃兄性格的缺点，说：

伯兄思高而性执，拘文牵义，不能破绝藩篱，至于今实无他法，不独伯兄身任其难不能行，即弟向自谓大刀阔斧，荡夷薮泽者，今亦明知其危，不忍舍去。乃知古人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有无可如何者。……（同上）

即梁氏本人，对于戊戌政变失败的原因，及“主动”领袖不可避免之缺点，亦有公正、平允、精到的自白：

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南海康先生传》）

据梁氏的理论，则戊戌政变，本来是从失败中以求成功。即失败亦即成功。以失败促进成功。即谭氏之慷慨自愿洒热血以洗中国之腐政，亦热烈的怀望若此意耳。

自洪、杨平后，西后即以积极制裁中兴大臣为唯一政策，故彭玉麟宁可解除兵柄，至杭州西湖三潭印月的退省庵中做一渔夫，而绝不肯至京就任兵部尚书。梁任公尝叹息着说：

中兴诸勋臣，所以不能兴维新之治者，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曾国荃初复江南，旋即罢职闲居，曾国藩之胆于是寒矣，左宗棠班师入觐，解其兵权，召入枢垣，阴掣其肘也。故甫及一月，而已不安其位矣。目余百端，无不类是，亦何怪其灰心短气，而无能为役也。……（《中国积弱溯源论》）

至于在捻、苗平定后，戊戌政变以前，这一段期间，正是事实上汉人立军功、握政权、地方督抚分取中央大权之时，此时，一些无知的满人嫉妒愤恨之气，郁而未发，但时时流露。譬如：(www.xing528.com)

昔有某西人语某亲王曰：“贵国（清）之兵太劣，不足与列强驰骋于疆场，盍整顿！”某亲王曰：“吾国之兵，用以防家贼而已！”……（《中国积弱溯源论》）

凶悍的满人，更公然造作妖言，危词耸听，公然昌言以排汉：

不宁惟是。满汉界限之见，日深一日。逮于近年，遂有如刚毅辈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之十二字诀以乱天下！……（同上）

至于戊戌政变之前夕，则“防家贼”的声浪，愈唱而愈高。梁氏自述：

夫满、汉之界，至今日而极矣。……满人……无端忽焉画鸿沟以限之曰：“某事者，汉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汉人之阴谋也。”虽有外患，置之不顾，而惟以“防家贼”为言！夫国家既以“贼”视其“民”，则“民”之以“贼”自居，固其所也。……（《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彼满人既侮辱吾全体汉族为“家奴”、为“家贼”，当满廷之割土地于异国时，他们所承秉唯一的政策，为“宁与仇人，不与家奴”！此又清末全国人人所深知者。而其设兵的对象，乃专以虐杀我汉族——“家贼”为目的！这样看来，则康、梁等谋戊戌维新，不但命定的绝对失败，反觉何必多此一举，只有“以贼自居”，以武力革其命耳。

在“百日维新”期间，满洲人闹鬼的趣事，尤为笑话百出。梁氏说：

满人之仇视皇上也，谓皇上有私爱于汉人，有偏憎于满人！……

今满洲某大臣之言曰“变法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满人之阻挠变法，或于斯言也。……（《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在这样受满人排挤、压迫、攻击之下，“维新救国”“变法图强”，真是一个荒唐的幻想。

不惟一事无能、感觉生存威胁之满洲朝贵视变法维新有如蛇蝎，即中国之“准汉奸”，全禄位、保妻子之大小官僚，亦视变法维新为“打破饭碗”之祸根，故亦出死力以反对。况中国自雍正、乾隆以后，压抑民气、愚蒙民智之政策，无所不用其极；百年之后，甚至整个民族的“人生观”，亦为之改变！梁氏所谓：

……乃今世之持论者，……曰安静也，曰持重也，曰老成也，皆誉人之词也。曰喜事也，曰轻进也，曰纷更也，皆贬人之词也。举之莫敢废，废之莫敢举。一则曰依成法，再则曰查旧例，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然不动之域，然后已！（《中国积弱溯源论》）

谭嗣同更痛切论之云：

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废弛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起，柄权则颓暮矣。陈言者，则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则命之曰“露才扬己”。……统政府六部、九卿、督抚、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可保也！（《仁学》）

在戊戌以前，既以是为牢不可破之“国是”；及新法既见之实施，则彼辈更感觉得实际的切肤之痛了。此中症结，梁氏亦早已深知：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也。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核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然犹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能获也。今者循常习故，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奢极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阶一品之荫。若一日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故反覆计较，莫如出死力以阻挠之。尽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他事不顾，而惟阻挠变法，……未有艾也。……（《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

梁氏乃欲仿日本明治维新安置封建藩侯之法，以高位贵爵不视事而坐食厚禄以处置此辈，无奈清德宗之绝无寸柄啊！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