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戊戌政变”的内、外、远、近的原委因素，以及政治的、外交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背景环境，都加以综合的、客观的详述，读者也早已了然“戊戌政变”的真实性质了。再回头来看经过的事实，自然更容易心领神会，彻底了解了。这一幕悲壮、简短而重要的史剧，其经过的史迹如下：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因德人的强占胶州湾，引起俄人立即强占旅顺、大连湾，英人强占威海卫、长三角，法人强占广州湾，甚至意人也要强占三都澳，国人大惊，看见瓜分之刀已在颈上，奔走号呼，“保国会”之类便在各地涌起。幽居深宫的二十九岁皇帝清德宗，也忧愁得要死，问他唯一的亲信人老师傅翁同龢，到底还有什么办法没有？老师傅实在太老了，难当“起弱图强”的重肩，于是进荐六度上书、名满天下、羽翼丰盛的新进士康有为。同时徐致靖、张荫桓、李端棻、高燮曾等一班大官，又疏荐康氏。康氏又复痛哭流涕地最后一次的上书，有激切的透论，及详备的规画。梁氏扼要记着：
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其次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行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政变原因答客难》）
又请泯满、汉种族之界限。梁氏又记：
……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居民同志。”斯言也，满洲全部人所最不乐闻者也，而我皇上深嘉纳之。……（《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光绪帝全部接受了康氏的意见，随即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氏，即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又召见梁氏，即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在帝的本意，自然要以更重要的位置畀予康、梁，可是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都要向颐和园请命；那麻烦了。故暂给以小官，而实赋予大权。从此以后，康、梁便得发舒其胸中的抱负了。所谓“戊戌新政”“百日维新”，便自此开始了。
但轰轰烈烈开幕以后，所演的戏可并不伟大。举其重要节目如下：
（一）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
（二）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试。
（三）停止朝考。
（四）命删改各衙门则例。
（六）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并东河总督缺。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亦均裁撤。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
其余尚有不成片段的小新政，从略不举。即此戋戋的新政，在我们今日看来，不但距离国民的政治理想，有隔世之感；比较日本明治维新的规模，有天渊之别；即就康有为所上的条陈而言，也还有千里之差。然而在清德宗看来，却总算是大刀阔斧的了。就是上列几桩新政，从四月行到七月中旬，似乎行得顺手起来，召谭嗣同进京。旋发上谕，“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四京卿”。梁氏说：
……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谭嗣同传》）
于是在七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宣布堂皇的上谕：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爱国论》所引）
此时也许就是光绪帝皇威发扬到顶点的时候了吧！在此略前，光绪帝想乘机黜退几个守旧大臣，立一点“主子的威风”，便借一件事把礼部的满、汉两尚书四侍郎——都是最顽固分子：怀塔布、许应骙、堃岫、溥颋、徐会澧、曾广汉，一齐革职。那知道怀塔布的妻，是侍奉那拉后得宠的老妈子，便向“老佛爷”哭诉起来，“老佛爷”于是勃然大怒，光绪帝便惶悚害怕起来．据梁氏述。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谭嗣同传》）
据恽毓鼎所述：
谭、杨愤上之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于是蜚语寝闻于西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那时怀塔布及汉奸杨崇伊等早与荣禄阴谋废光绪帝。嗾走狗李盛铎奏请帝奉太后至天津阅兵，荣禄因以武力实行废立。帝明知天津便是他自己“正法的刑场”，可是不得不下谕九月奉太后至天津阅兵！康有为这班人真急慌了，怎么办呢？不得已想到求救于袁世凯。
君（谭嗣同）与康先生捧诏（衣带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日：“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在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示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谭嗣同传》）
这一幕精彩而悲壮的话剧，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放一异光。可是，这里袁世凯所表演的，固然是神采活现的英雄本色，但却不能不启世人疑心。荣贼的阴谋，本应该在九月里才发作，何以八月初三夜这幕史剧演完以后，初六日事变就突然提前发作？所以有甚多的人，都说这反是袁世凯卖友首告所促成的。所以光绪帝至死恨袁世凯入骨；而袁世凯自己也曾有“臣，先帝之罪人也”的良心忏悔语，是不为无因的。
当谭嗣同热烈属望袁世凯救主之时，但林旭即不谓然。据梁氏所撰的《林旭传》说：“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号呼。时袁世凯方在京，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时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是东汉末年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合成一“董”字，“十日上”合成一“卓”字。本初是袁绍字。这里借用董卓、袁绍的故事来比喻董福祥与袁世凯。意思是说：这种办法，恐怕将来董福祥、袁世凯之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真不可收拾了。
林旭
初六日，光绪帝就被拘禁到颐和园中的玉澜堂。太后垂帘主政。逮捕张荫桓、徐致靖及名振一时的六君子。
自四月以来，京师谣言，皆谓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见臣工，固未尝有病。及革礼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怀塔布及御史杨崇伊等先后至津，谒荣禄，遂相与定谋：檄调聂士成军五千驻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长辛店。三次急电至总理衙门，言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天津，请饬袁世凯回津防御。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与怀塔布、许应骏、杨崇伊、张仲炘，至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请训政。太后立命以荣禄之卫兵守禁城。令荣禄仍回津以候召命。会议至夜半而散。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起．太后垂帘之诏下。——（自注）先是，太监于茶店中创一种风语，言帝设谋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传播。（《清史纪事本末》）(www.xing528.com)
至于光绪帝被擒的情形，恽毓鼎记得甚惨：
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助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六）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盖括章疏携之法。召上怒诘曰：“我抚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慄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词，临朝训政。（《崇陵传信录》）
就把光绪帝圈禁于颐和园中的玉澜堂。凡是游过颐和园的人，都可以在玉澜堂凭吊，这一宫院左右美丽的配殿，屋中打了二道乌黑而坚实的砖墙，丑怪得要死，至今尚未拆除，这便算是近代史上遗留的史迹。
过后，西太后一定要废掉光绪帝，说帝病危，把药方开示给天下公阅。她何以要多此一举，把药方公布于天下呢？这意思并不是证明她的人格的不撒谎，乃是有实力上的顾虑，要看看天下督抚的眼色。上面已经说过，洪、杨以后，清代政权暗移，中央则分大权于地方。军权与地方财政权，则均握于各大督抚之手。既然是方面千里的大诸侯，倒不好随便开罪的。各省官吏人民，对于废立之事，那是人人义愤填膺，可是有什么和平方法去挽救呢？最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底给他想出一个绝妙的和平挽救方法来了，即所谓“单片请安折”。原来自同治元年以后，所有全国大小臣工奏疏，总要加“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或“伏恳皇太后、皇上圣鉴”。绝对不许单提“皇上”一人的，三十五年中绝无例外。此次刘坤一以伏读药方为藉口，单片“恭请皇帝陛下圣安”！既不得罪西后，又表示两江的大吏与人民，都忠爱于光绪帝。据说这是浙江名士汤寿潜所设想的。后来颇有几件“单片请安折”上去，李莲英和那拉后看见风色不佳，决定把这“痴儿”暂时囚禁起来再说。
至于康、梁这一般“小人”，在西后自然要把他们立斩处决，才泄“奴家”胸中一股无名之火。可是“洋鬼子”可恶透顶，首逆康有为已经早一日受英使馆保护，并且特派兵舰由天津护送到香港去了。次逆梁启超、谭嗣同，又由日本使馆用绿呢大轿，接到他使馆中保护去了。李莲英和那拉后于是恨“洋鬼子”刺骨，东洋小鬼割朝鲜、台湾，她没有觉得什么可恨；只有保护“逆贼”梁、谭，这才是不共戴天之仇。二年后庚子之大杀“东西洋鬼子”，其导火线即伏于此。
其中谭嗣同精忠壮烈的行为，尤为可泣鬼神，可风百世。他本可以如梁氏一样，由日本严密保护，安逸地送往东京。可是他已经入了安全地带，又重新自动出来，愿抛头颅，以改造祖国百年的命运！这种“忠”而“侠”的行为，中国已经数百年见不到了。
……旋闻垂帘之谕。君（谭）从容语余（梁）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入日本使馆，劝余同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相传即大刀王五，但未至）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于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谭嗣同传》）
谭嗣同像。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命人用钝刀杀谭嗣同，连砍28刀才结束
这壮烈史迹，民国十六年夏，梁先生亲和其昌再讲一遍，从黄昏直讲到天亮。已经隔着三十五年了，梁先生还是老泪纵横，其昌也不觉热泪夺眶。谭嗣同氏在百忙中间，还代他的父亲谭继洵，先上一个“黜革忤逆子嗣同”的奏片，使他的老父免于罪戾；他真是忠孝两全。他在狱中，又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是譬喻他所怀念的康南海。杜根，也许是暗指他所期待的某侠士。这首诗，立刻电传到日本，日本立即为它谱出曲调来，令学生们歌唱。因为这件事的本身太可感动人了。
其他同时五君子的义烈行为，也实在可泣可歌。譬如梁氏的《刘光第传》记他们父子殉国：
君（刘）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
三十五年后[1]梁先生亲为其昌追述当时的情形说：“裴邨临刑，其嗣子不过十四岁或十六岁，仓卒确知，别无法救；赶赴刑场向监斩官刚毅叩头流血，请代父死，不允。既斩，抱其父头而哭，立时呕血，半夜而死。……”闻之酸鼻。又记林旭夫妇殉国事：
君（林）妻沈静仪，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得报，痛哭不欲生。将亲人都收遗骸，为家人所劝禁，乃仰药以殉！……（《林旭传》）
又记康广仁狱中诰诫程、钱之气概：
……君（康）从容被逮。与程、钱二人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曰：“吾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
……特恐吾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康广仁传》）
其他如记杨深秀：
忠诚之气，……论者以为虽前明方正学、杨椒山之烈，不是过也！（《杨深秀传》）
而记杨锐则云：
……叔峤……（锐字）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杨锐传》）
这一幕历史上不朽的名剧，在北京的，以“黄匣”“朱谕”始，以“银刀”“碧血”终，就此草草告一结束。至于梁任公本人呢，由日本公使林权助受日政府令，严密保护，扬言“日本钦察大臣内眷回国”，卫士呼殿，婢媪围绕，不令人窥。用专车送至塘沽，更由大岛兵舰，由塘沽直驶东京。在东京过他另一套亡命的文豪生涯去了。
[1] 编者按：此处时间应有误，改为“三十年后”似更妥当。刘光第死于1898年，而梁启超死于1929年，因此梁氏不可能在1933年向吴其昌追述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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