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先简要阐述戊戌政变的原因。原因甚不简单，为提纲挈领起见，可先分为“外激的…‘内根的”两大类：
（甲）关于“外激的”原因，又可分为“远因”“近因”两大组。
（乙）关于“内根的”原因，亦可分为“远因”“近因”两大组。兹分别备述之。
（A）关于“外激的远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中国之闭关政策
康熙时代，那时西方的文艺复兴，科学发达，都还不久。康熙帝极力提倡欧洲文化，亲自学习拉丁文及代数，大量欢迎明末以来挟其科学而来华传教的、智德俱高的教士。一时中国吸收西洋文明，呈蓬勃之概，至少不在彼得时代的俄国之下。使能继续遵循此轨道，则中国之科学化、工业化，要提早三百多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文化地位，后来决不至堕入地狱的底层！不幸，簸弄中国命运者——雍正，因为他私人皇位的暗争，无端牵涉到宗教团体的暗争。他恨一班西洋教士，帮助他“文明而又仁慈”的政敌哥哥，接位之后，把西洋的文化人，全数驱逐出国！两扇大门一闩，从此以后，中华全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全体民族成了伏居土穴的鼬鼠！世界天天在不断地进步，而满清宰制下的中国，“夜郎自大”，崇炫自己的文化，在那里闭着眼睛自吹自尊！譬如戴东原，这样自骄自夸的学者，竟说“中国古代的算术，高出于西算”！对于西洋一切一切的进步与发明，当然丝毫都不知道。郭嵩焘说了一句“现在的夷狄也有数千年文明”的话，京师的士大夫愤怒得发了狂！一八九七年（丁酉），意大利学者马可尼（Marconi）氏，已经发明无线电了，而在中国，也居然自称“学者”的叶德辉，正在同时大讲“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中国人是黄种，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位”等童话——长胡须老头儿所说的无耻又无味的童话。如果长此闭关下去，再昏昏颠颠的睡一千年，那末又当别论。可是这紧闭的大门，给英国“海盗型”的鸦片商，用炮舰来轰得七穿八洞！逼迫你允许卧榻之旁最肥美的所在，不客气地由他们兴家立业起来。辱国丧权的愤慨以外。单就这三百年来文化的飞跃与落伍，双方觌面的对照，美丑之别，不是盲人，都要感觉到无比的自愧与难堪。尤其是南方各省为甚。不过这批八股文人，智识太低，自私太重，素无国家民族的观念、合群参政的习惯（这是要杀头的），从没有伟大不怕死的民众领袖，为之代言、宣发、组织、领导，来实地行动罢了。那时忍着难堪之耻，稍有血性的文人，正苦于“群龙无首”之时，康、梁、谭等恰恰适合那时“文人阶级”中大胆不怕死的领袖。所以康有为某一次在明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集合青年上书时，联名者约二千人。戊戌政变，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斗争。
（2）由于鉴于俄皇大彼得西化富强的歆羡
康氏第五次上书中，已经明白地条陈三策。上策——第一策，是：
取法于俄、日二国，以定国是……
在大彼得以前不久，蒙古人奴役下的俄国，那时还是一獉狉未开化的民族。大彼得正与康熙同时的，因他的不顾一切，实行欧化，居然二百年以后，跻于世界列强之林，蚕食中国的藩土——整个中亚细亚及西伯利亚，而反使中国仰之为文明上邦。这当然是刺激中国变法维新的一个有力因素。
（3）由于列强之集中环攻
自从普法战争以后，欧洲保持四十年的武装和平。虽然他们的帝国主义，一天高张一天；但是他们全部“贪欲的触须”，一齐伸展到远东的老大中国来，这是他们一致认为肥美而又丰饶的一块神秘的大地。
……欧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世界之天府也。世界之天府，当与世界共之；非一种人之所得私也（此欧人瓜分主义）。亚洲人之言曰：支那者，亚洲之中坚也。亚洲之境壤，当亚洲自治之；非他种人之所得攘也（此日本独吞主义）。（《论日本东方政策》）
而日本有浮田和民者，著《日本帝国主义》一书，公然大声提倡日本独吞中国，他说：
……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大臣、政党论客、学校教师、报馆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卖，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试问今日茫茫世界，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
这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如七八猛兽，环伺一牛。戊戌政变，是这潜力尚大的牛救亡图存的一吼。
（4）船坚炮利政策之失败
远在鸦片战争结束时，魏源已经深深感到外力压迫之可畏，所以他作《海国图志序》文说：“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洪、杨之战时，就有一件重要而也有趣的故事：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林翼）麾下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盼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忧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敬铭）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人，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薛福成：《庸盦笔记》“荩臣忧国”条。按：后来阎敬铭供给创办海军费，最为热心，殆即根此）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这西洋“船坚炮利”的实力，是为胡林翼、李鸿章等一班中兴元勋所亲自尝到滋味的了。于是急起作“皮毛”的模仿，譬如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左宗棠设马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九年，曾、李又设北洋机器制造局于天津等，李鸿章的大脑中，自然充满着：“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李文忠公奏议》）所以只要：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与曾文正公书》）
《海国图志》书影
1865年江南制造局
白昼在那里做这样“黄粱大梦”，你们不要笑痛肚子。这一种皮毛维新适足更养成骄夸、懒惰、空虚的弊病。所以梁氏严格地批评李鸿章所行的新政，说他：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清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李鸿章传》）
在这样的政治恶习下办出来的“船”那里曾“坚”，“炮”那里曾“利”！“炮弹”里面所装的是什么东西，李鸿章自然是不会知道的。可是，在同时模仿新法的日本，有一个严酷无情的对照：驻英国公使郭嵩焘，报告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罔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郭筠仙集·上李中堂书》）
不错，中国些微有一点远见的士大夫都看透了那些枝枝节节的“船炮政策”绝对无用；而想从“立国之本”的“各种创制”上，来一番彻底的改革与维新。这就是酝酿十余年的维新思想，造成“戊戌政变”的原动力所由来。
（B）关于“外激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日本维新成功的鼓励
此项不烦详述。
（2）由于甲午战败国耻的教训
以自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子孙文明神胄的堂堂中华”大国，而战败于边僻海岛的“虾夷”，这脸在地球上真是丢得又丑又苦！全国上下“五分钟热度”的血液，确曾一度沸腾。尤其身居九五的少年皇帝——清德宗，真和明末的崇祯皇帝一样，手忙脚乱，乱找宰相找到日本去了。日本变法维新、转弱为强、打败中华、吞并朝鲜的元功首相是伊藤博文。戊戌的前一年，伊藤博文适个人来华游历，中国的可怜士大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哗然主张“硬留伊藤博文做中国宰相”。竟有这样的笑话，而居然掀动皇帝！
《清季外交史料》云：
光绪二十四年秋，伊藤来华时，一般士大夫……多主借才变法。宗人府主事陈懋鼎奏请召见伊藤。
其奏曰：
……应请皇上于伊藤甫来之时，即明降谕旨，……令其预备召见。……皇上于其进见时，宣中、日和睦之谊，询彼国变革之序。于内政、外交，两有裨益。……（卷一百三十四，页十九）
贵州举人傅夔，索性奏请留伊藤为相，以行新政。其奏曰：
奏为维新事重，执政无人，请破除成见，留相伊藤，以联日本，而行新政。……臣何以谓今日中国借助变法，莫如伊藤为宜也？日本，同洲之国，本与我同文。伊藤又日本中兴之名臣，而首赞维新之治。一切制度宪法，皆其手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否……恳祈留相伊藤，借助变法，以行新政；并请预订年限，以操“用舍在我”之权，出自圣裁。国家幸甚！天下幸甚！（军机处档案）
当时那班“白面文人”的哀哀无告、皇皇求援的愁苦心理，以及环顾全国的茫茫无才、渺渺无望、束手待毙的窘态，真是由这一点上流露得深刻、活跃。上述二奏乃是“病急乱投医”“白昼做大梦”的呓语；然而光绪皇帝居然召见：
当伊藤一行觐见光绪帝于勤政殿，伊藤奏曰：“外臣博文，此次来到贵国，系为漫游。本日蒙陛下召见，殊为光荣。恭维陛下改良旧法，力图富强。此于保全东亚局面上实有重要之关系。……”光绪帝说：“贵国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伊藤答：“过蒙奖谕，万不敢当。臣不过仰礼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之职分耳。”光绪帝说：“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之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伊藤答：“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咨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陈。”（平塚笃：《续伊藤博文秘录禄》页一二六至一二九）
这一幕有历史性价值的喜剧，足以证明光绪帝对于变法维新的意志如何的急迫，而寻求人才之失望又如何的慎惶。好了，隔了半年之后，有了全国文人的领袖——六度上书、名震中外的康有为，又有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一班得力的干部。徐致靖推荐了，张荫桓推荐了，师傅翁同龢又说“其才胜臣十倍”了。这还不是中国的伊藤博文吗？梁、谭、杨等一班羽翼，这还不是中国的严仓、大久保、木户之流吗？何必“与虎谋皮”、借材于四年前的国仇呢？所以光绪帝得著康、梁、谭等，真是如获至宝！纵然康氏所上的书内有“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大逆不道之言，帝仍一笑置之。说“康某何不顾生死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反而更加器重。所以戊戌政变，可称为甲午战败后的教训所促成必然的结果。
（3）由于瓜分惨祸的迫切
光绪二十三四年（即丁酉、戊戌），全世界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计划，已达于最高潮了。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无论如何不撤。“德帝张其贪欲的饿眼”，向远东找殖民地不得而焦躁。恰好1897（丁酉）年，山东胶州杀了二个德国传教士，德帝就把它做成惊天动地的文章，因而奠定了欧、日各国瓜分中国的局面。“蒋总裁”著《中国之命运》，对于戊戌一年瓜分的实情与危机，有简要详明的叙述：
（甲）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英退回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予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界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按：租借期均九十九年。九龙问题至今未解决）。光绪二十五年，英俄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乙）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延“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期限是九十九年——其昌注）。
（丙）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期限是九十九年。这是开全世界破天荒的先例！——其昌注）。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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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帝俄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租借旅顺、大连湾（这是抵制德国势力的扩张而急起直追的，所以也效颦期限为九十年！——其昌注），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戊）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延“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中国之命运》第二章，页三一至三二页）
“蒋总裁”于是在总结时，严肃的告诫人们：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就是作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下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同上书，页三二）
瓜分的灾祸迫在眉睫，所以在戊戌（1898）的春天，康氏的活动中心保国会，连张之洞、袁世凯……诸人，都愿意做发起人或会长。二个月以后，在野的怪杰康有为，已一变而为帝皇心腹、最有权力的无冕宰相了。
（4）鉴于土耳其不变法而衰弱的覆辙
当时连蕞尔的藩属小国如暹罗也努力奋起，变法图强。独有近东的土耳其、远东的大清，二个老大病夫，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忍受着做世界列强分割肢体的“解剖对象”！这算是悬在中国对面一方镜子。康有为所进呈的——《突厥（土耳其）衰亡史》《波兰灭亡记》等历史，听说光绪帝读之，有时至于泪下的。变法的决心，乃愈益坚定而迅速。
（C）关于“内根的远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乾、嘉以来养成政治上传统恶习的溃决
满清中叶以后，政治、社会各方面不可收拾的腐状，已叙述于第一章，此不复及。至于政治上的恶习，也在于清初对于汉官吏压制逼迫得过甚所致，一件政治如果发生毛病，汉官吏只要参与丝毫意见，就得负连带责任，“革职”“查抄家产”“谪戍”“斩决”“妻子发功臣家为奴”！连珠似的“天威”下来了。久之，养成汉官吏发明二项求生存的秘诀：一是不负责，二是蒙蔽掩饰。一位终身平稳的宰相八十岁做寿时，许多门生拜请“官运亨通”的秘诀，他说这是千金秘方：“多磕头，少说话，遇事莫出主意。”果能守此三诀，定可保证由少年时的部郎，升到龙钟时的宰相而毫无波折。故“不负责”三字，乃清代“官场经”中的天经地义。谈到上下蒙蔽的恶习，我先借用龙启瑞的一封信来看看：
……抑某窃有进者……今之督抚，不肯担待处分（不负责），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蒙蔽）。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为督抚者，……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谘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龙启瑞：《上梅伯言书》）
地方官吏，被中枢逼诱而养成“不负责”与“蒙蔽”的恶风如此！中央方面本身如何呢？道光时的首相曹振镛，曾奏说：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惟有抉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
这是教皇帝以蛇虺为心，暗箭杀人，以吃热血青年的阴毒恶计。当然是管用的。继任的宰相穆彰阿，尤为不堪！以致与穆氏同样地位的大学士王鼎，欲揭发穆氏的奸状，乃至“先自杀”而后“尸谏”。惨到如此！然而他尸谏的遗疏，还是给穆党威迫利诱的夺去，换一个不相干的假遗疏，真更惨了！（见薛福成：《庸盦笔记》“蒲城王文恪公尸谏”条）这类恶风，曾国藩名曰“掩饰弥缝，苟且偷安”。这种“蒙蔽”的结果，不但国泰、王亶望、陈辉祖、郝硕、伍拉纳等贪款至数千百万，皇帝不知；甚至如和珅的贪污赃款至黄金八万万两，抵全国国库十年的总收入！在未抄以前，也还蒙在鼓里呢！这“偷安”的景象，如广西巡抚郑祖琛，在洪、杨已起时，还在那里饮酒赋诗。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军攻破广州时，正在那里“敲木鱼念佛”。——粤人名之曰“六不”，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由于官场而影响及民间社会，于是清末中国社会做人的金科玉律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饮吃三碗，闲事不管”。而“好事之徒”“生事之辈”，成为诅骂危险分子的代名词。于是数百年肮脏、蹋跶、龌龊、腐烂，一起积蓄壅滞、酝酿发酵起来，全中国成了一只腥秽冲天的臭水缸！浸在臭水缸里的，凡是血液清洁的青年，人人要决破这缸而出。所以世人要“无为”，康氏偏改名为“有为”。世人要“做大官”，而中山先生偏教人“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世人教人“不要生事”，而中山先生偏教人“你去找事做”等例。这都是要把三百年来全中国壅积的腥臭，来一个通气、决口、洗涤、扫荡的工作。但工作的方法手段不同：康氏所领导的“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乃是一种通气、决口的部分洗涤工作，所以必然短期内失败。而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复兴中华”工作，乃是根本倾覆这臭水缸，大家跳入新的空气阳光水流之中，所以会久远的成功。
（2）由于窥破满洲民族能力的减低
满洲民族初入关时，挟其兵农，合一方锐之气，平流寇，平“忠义的前三藩”——弘光（福王）、隆武（唐王）、永历（桂王）；平“叛逆的后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摧枯拉朽，当之者靡，明人惊为神兵。及至康熙帝，平喀尔喀（外蒙全部），平准噶尔（新疆全部），平卫、藏全部，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以后，那末全亚洲都惊满洲八旗兵为神兵了。中叶后的清兵，凭其“神话式的威力”，倒仍可以镇摄全亚；但若要一按其实际，则纸老虎已经泥水淋漓，不堪一击了。不必到道光时鸦片战争，这纸老虎才土崩泥溃，即在嘉庆时“八旗兵”腐败无能的状况，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稻叶岩吉《清朝全史》记嘉庆初清兵剿川、楚教匪的情况云：
常备军之腐败，……不但“八旗兵”已也，“绿营”腐败，亦复相同。当交战时，雇兵、乡勇为先锋，汉人之绿旗营次之。其素称骁勇绝伦之满洲兵、吉林兵及索伦兵在最后。贼军亦然，亦驱难民以当锋镝，真贼在后观望。“乡勇”与“难民”交战，而“官兵”与“贼兵”不相值！倘乡勇伤亡，匿而不报。或稍得胜利，即取以为己功！然与贼会之时甚稀，多不当贼锋，如某某将军（按：即永保），惟尾追而不迎击，致有“迎送伯”之绰号。甚至地方村民，预备粮饷，请其出兵，拒而不纳！常求无贼之地驻军！……
这就是乾、嘉全盛时八旗精兵的“武功”！再看看他们的“军纪”：
……军中费用之侈，骇人听闻，据当时从军者言：兵饷多为管粮员所侵蚀，实际待遇士兵甚薄。聊举一例：时有建昌道石作瑞者，侵蚀五十万两。但非其自贮，不过用以延诸将帅宴饮而已。尝于深箐荒麓间，供一品五六两之珍羞。一席至三四十品之多。有桌尚书初至阵中，彼赠以珍珠三斛，蜀锦一万疋，他物称是。……（《清朝全史》上，第四十九章）
在这乾、嘉之际的征剿川、楚教匪一事，已可显著地证明满、汉人才能力的高低。不必等待洪、杨以后湘、淮军的兴起。从乾隆末年剿教匪时，负责平匪的满洲大帅，如湖北都统永怀镇守湖北，总督宜绵讨伐陕西，福宁英扫荡四川，不但无一不败，且只有扩大匪祸！扰攘八九年，而最后平定教匪的，最勇猛无敌而亦最勤劳立功的，乃反出于汉族中新挺起来的杨芳、杨遇春二将军。此时已透露满、汉两民族“武德”消长的征兆。至于鸦片战争时，八旗兵土崩瓦溃的丑状，甚至使英军吃惊的。王钧曾记当时八旗兵的实况说：
……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教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尽夺十三行，背负肩担而去。呼群结党，散赴各乡，累日不归，不知所事！……百姓以兵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自是咸怀愤激，益轻视官兵矣！（王钧：《金壶浪墨》）
晚清八旗弓箭兵真实面，杀伤力其实只有零
汉民族初时对于满族武力的畏惧，扫地无余，已由“轻视”而进于“鄙视”，尤以粤人为甚。所以秀才、举人等白面书生，也竟敢明目张胆起来要求改变“祖宗的成法”，以求国家的生存。这是戊戌政变能得国内多数智识分子同情与影响的缘故。
（3）由于洪、杨乱后实际政权的转移
因洪、杨之乱及其平定，而清代实际政治权力，暗中转移甚大。以种族说，大权分于汉族。以政制说，大权分于地方。正当洪、杨势盛之时，八旗兵的无用，固然是腾笑天下，而满洲官吏之无能，也颇可遗羞后世。此时正是肃顺当权时代，他倒有自知之明，知道那时满人的泄气、汉人的方兴，这场大难，非汉人绝对不能平定，力劝咸丰帝重用曾、胡、左等一班新人，赋予相当权力，使之立功。薛福成曾记：
……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泣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官文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僚，……转告郭嵩焘。郭公闻之大惊，求救于肃顺。……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文襄勋望遂日隆焉。（《庸盦笔记》“肃顺推服楚贤”条）
太平天国战争画卷
到洪、杨平后，这汉、满两族政治能力的实际竞赛，结果揭晓，相差得实在太远了。自此以后，满人所死力独霸、丝毫不松的政权，不得不被汉人分去了一半。至于中央政权被分于地方的因果，李剑农说得很明：
……在洪、杨战役期中，许多人的巡抚、总督位置，全由军功取得。一面作督抚，一面带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等不计其数。……此后的督抚，不惟有领兵之权，并且兼有随意编练军队之权。……地方编练军队，虽须奏明，……皇帝因为急于平乱，只要地方有办法，没有不裁可的。裁可后即由各地方疆吏自由施行。需要补充或扩大额数时，又用同一办法，一面奏报，一面办理。湘军、淮军都是由此种程序成立及扩大的。……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此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二章）
戊戌政变，换一个方向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汉族和平的政治革命，非在上述的形势下，是没有发动的可能的。上述的实际形势，也是戊戌政变一个最大的诱因。
（4）由于咸、同之际宫廷政变的结果
清廷之亡，亡于太后那拉氏一人，这是天下万世的公评。那拉氏（即西太后慈禧太后）本为咸丰帝的侍妾。稍通文字，小聪明而性险刻。咸丰帝已深恶之；帝病于热河，恐身后那拉后造祸，半夜与肃顺商议，先行赐死。时无第三人闻者，不意太监李莲英在窗外守夜，闻之。宫门已键，爬狗洞而出，密告于那拉氏。那拉氏即于半夜叩太后寝宫，哭诉求救命。明晨，咸丰帝朝其母，太后大怒，责其何以无故杀人。帝愕然，力辩其无。此事遂寝。故那拉氏终身恨肃顺入骨，而爱李莲英入髓。又据《春冰室野乘》所记，咸丰帝实为那拉氏所毒弑；帝临崩时，有人在窗外闻帝作怒恨声，连呼：“翠儿！翠儿！你好忍心！”翠儿是那拉氏的小名，似乎咸丰帝已发觉中了翠儿的毒手而死的。这翠儿可偏偏生了一个儿子载淳——同治帝。正后无子，后来称“东太后”。那拉氏因为是同治帝生母的缘故，后来称“西太后”。咸丰帝崩后遗诏，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胞弟）及军机大臣中：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御前大臣额驸景寿等八人为“赞襄王大臣”。此时同治帝年仅六岁，这八人实为那时中国的最高权力者，而肃顺尤为其中的灵魂。议定改年号为“祺祥”，已经铸了“祺祥通宝”的钱了。可是不久这心狠手毒的那拉翠儿，运用她阴忍险刻的手段，突出不意，先发制人，把肃顺处斩，端华、载垣赐死。否认“赞襄王大臣”的遗诏，她便自称“太后”，违背清代祖宗三百年的家法，居然“垂帘训政”起来，“牝鸡司晨”，中国从此便堕入地狱的深渊！所以这次大政变，决不是宫廷问私人之争，而是关系全国百年的大计，汉族大臣凡是属于肃顺政治系统的，无不人人慄慄危惧，胡林翼闻此大变，就在同年忧愁而死了。曾国藩也屡次想自杀。要不是洪、杨未平，这班人都会斩草不留根的。立了儿皇帝载淳以后，东太后相当安分公正，西太后则放僻邪淫，无所不为！连她自己亲生儿子同治帝，也深恶他母亲的丑声四播而强烈地反感。西太后所信任、所狎
的，只有太监；此外无贤、无尊、无亲、无贵、无大臣百官；至于“国家”与“百姓”，那即使分解她全身每一颗细胞都是找不出来的！天地之间，只有她与太监。自从东太后授意丁宝桢杀了太监安德海以后，这位老姨太太不耐烦了，她就再用前此“谋杀亲夫”的秘诀，毒弑了正宫东太后。这是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得很明白的。从此以后，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力，表面上是属于儿皇帝一人；事实上却在西太后一个人手里；骨子里却属于太监李莲英一人。所谓“议政亲王”“军机大臣”，一齐要向这“皮哨李”（李莲英的绰号）垂手低头，连声道“是！是！是！”而退。以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三千万方里博大的土地，四万五千万优秀的人民，而把这全副命运，放在一个目不识丁、鸦片入骨、不阴不阳、非人非物的怪东西——“皮哨李”手里，呜呼哀哉！所以全国，不论何种阶级，上至帝后（包括东太后、同治帝后、光绪帝后在内），下至平民，一致痛恨西太后与“皮哨李”，真是深恨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耳，戊戌政变，就是国中勇敢不畏死的青年，企图与皇帝合作，起而推翻西太后与李莲英统治的政治革命！
（D）关于“内根的近因”，又可分下列四项述之：
（1）由于“帝”“后”本身的争权
从上述“远因第（4）项”政变的波浪下来，同治帝亲母子之间，恶感日深。西太后真是个“恶婆娘”，甚至干涉儿子媳妇的燕好，同治帝愤而外游，得不名誉的病而死。西太后愤亲生子不孝，不为他立嗣，使同治帝绝代。书呆愚忠吴可让先行自杀，然后以遗疏“尸谏”，请为“大行皇帝立嗣”（刚死的皇帝称大行皇帝），白白牺牲了生命，除了令人作呕的“传旨嘉奖”以外，一切完了！西太后于是重立一个更小的儿皇帝，是她亲妹妹所生的，只有四岁的载湉——光绪帝。常开分谤的御前会议时，有人主张援立溥伦，西太后厉声斥责：“溥”字辈一概不要！这一吼，吓得亲王大臣面面相觑，谁还敢逆“河东狮”的淫威！一个个诺诺连声而退。这一来，把一位天真活泼的小朋友载湉，生生地抓入紫禁城的牢狱中去，判了长期徒刑三十四年，而后“就狱正法”！这就是光绪皇帝的生活史。西太后何以主张“‘溥’字辈一概不要”呢？这里有三个秘密原因：（一）最大的一着是她“专制到死主义”。立了“溥”字辈，她的地位是“祖母”了，是“太皇太后”了，那时老脸再“难为情”垂帘训政了。所以仍立“载”字辈，她以“养母”及“皇太后”资格，“专权专到死”！（二）其次的原因，依然是“专制到死主义”，如果立了“载”字辈的年长的人，他便不服从你指挥了。所以抓到只有四岁的小孩，那便是她和李莲英的玩物了。（三）最后是她对亲生子的泄忿主义。若立“溥”字辈，就是默认是同治帝之后了。偏立“载”字辈，使这不孝亲母的“仵逆子”绝嗣。光绪帝做了三十年囚徒，而有甲午中日战争的大败。这三十年中间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百孔千疮，实难书记。这“青年皇帝”——不，“青年囚徒”！眼看着国家是快要亡了，而“亲爸爸”和“皮哨李”的荒淫，反日甚一日，要想有所改变补救而手无寸柄，鳏寡孤独，除了一位七八十高龄的老师傅——翁同龢以外，茫茫宇宙间竟举目无一个亲人！又忍无可忍，闷闷地再做四年囚徒，到了戊戌年，忽然上天降下了一个怪杰康有为，领导了一批少壮干部及数千人附和的青年羽翼，及全国翕然同情的舆论，肯自动帮他——这个“寡人”来变法维新，他真是欢喜得有“感谢上苍”“天佑中国”的心绪，所以信任康有为的彻底及变法动作的迅速，真是古今所罕见的。“百日维新”所以突然如火焰一般的怒起，这是一个最大的近因。
（2）由于满族嫉妒汉族情感的表露化
据上述，光绪帝因急欲解除其囚徒的地位，而真正取得“皇帝”的权力，不得不完全重用汉族人才，以达成其目的。洪、杨乱平，捻党又清，新疆收复，回乱重定，大功多出于汉人，满族此时已深深感觉到汉族本质的优秀，能力的高强，而本族乃有根本生存的威胁，嫉妒、愤怒、恐惧，而无可如何！今见皇上又一味重用汉人，不平之气更甚。凶悍的满人如刚毅、荣禄，且明目张胆昌言排汉。这在汉人岂有不知之理？梁氏的著作内就叙述甚详（均见下）。但西太后和李莲英的荒淫政治，对中国固然是推入地狱，对满族，岂不是更打入泥犁吗？所以识大体的少数满洲人，也竟有同情于光绪帝及汉族青年的维新变法运动的。譬如杨深秀的密友文悌：
御史文悌者，满洲人也。以满人久居内城，知宫中事最悉。颇愤西后之专横，经胶、旅（之役）后，虑国危。文君门下有某人者（按：即大刀王五），抚北方豪士千数百人。适同侍祠，文君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皆西后淫乐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长麟去官之故乎？长麟以（皇）上名虽亲政，实则受制于后．欲请上独揽大权。曰：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者。其言可谓独得大义矣。”君（杨）然之。文又曰：“我奉命查宗人府囚，见澍贝勒（按：即溥澍，同治帝有遗诏欲立之为后者），仅一袴蔽体，上身无衣，时方正月祁寒，吾怜之，赏钱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孙如此！盖为（皇）上示戒，故上见后辄颤！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眥欲裂。君（杨）美其忠诚。（文）乃告君（杨）曰：“吾少尝慕游侠，能逾墙，抚有昆仑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杨）壮其言而虑其难。……（《杨深秀传》）
光绪皇帝画像
可见当时主张“维新”“改革”的志士，固然是以汉族为中坚，但也有少数的满人渗入。而“守旧”“顽固”分子，固然多属于满族的朝贵，而汉族的败类，如许应骥、杨崇伊之流，也无耻地作伥。老实说，到了戊戌年间，维新派与顽固派，对于统治中国政权的争夺，已经走到“图穷匕现”“短兵相接”的阶段了，因之像闪电一般的迸发了这“百日政变”刀光血影一幕历史上精彩的悲剧。
（3）由于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运动的亢进
概括地说，亡清末叶的三十年间，中国人的思想范畴，约可分四个时期：从光绪初年至甲午之战，是以李鸿章为中心时期。从甲午之败至戊戌政变，是以康有为为中心时期。从戊戌政变失败至日俄战争，是以梁启超为中心时期。从甲辰帝俄战败至辛亥革命，是以中山先生为中心时期。但此只是就中上社会及智识分子的表面部分而言，而实际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工作，已逐渐深入人心，弥漫全国；清廷亦不得不承认这才真是“致命”的隐忧大患！在初时，八股秀才们不免认“孙汶为红眉毛、绿眼睛的公道大王”（吴稚晖先生语）。但至戊戌庚子之间，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光明大义，已逐渐宣白于天下。中山先生自说：
……经此（庚子惠州之役）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建国方略》）
戊戌与庚子，只差二年，而中山先生之革命风潮，已澎湃如此。清德宗及其一部分大臣，自然感觉到变法维新，尚可苟且保全宗社；这是“害取其轻”的原则，所以急剧地厉行变法改制。
（4）由于国内舆论倾向维新之渐渐成熟
上章已述甲午以后，国内各地各种“学会”已风起云涌。这种“学会”，都是造成维新党与革命党的苗圃。同时西洋新学说，无可阻遏地如潮水浸入，国内的民智无可封锁地日益开启。决非老朽官僚张之洞的《劝学篇》、冬烘学究叶德辉的《翼教丛编》等著作所能挽阻。而同时旅华公正之外人，复为启发中国民智之事，尽侧面之努力。稻叶氏云：
……此时在上海之外人，乃对于民间风气之革新而乐为助力。其最著者则“广学会”也。广学会者，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在中国之英、美宣教士及学士等所组织。其中知名之士，以林乐知、丁韪良、慕维廉、艾约瑟、李佳白等为最著。其目的在启发中国之新智，辅翊中国之自强。其最初在翻译新书，发行杂志。如《泰西新史揽要》《文学兴国策》《治国要务》《自西徂东》《列国变通兴盛记》《万国公报》等，皆有唤醒中国之价值。……广学会知中东战后，中国渐有觉悟，乃派李提摩太于北京，周旋于名公钜卿之间，讲善后之策，当时推李提摩太为官书局教习，固辞，其言曰：官书局教习之地位，……所成就不过数十百人。……不如为广学会尽力，扩大其规模，以培养将来中华之人才，赞助智德之发达也。……（《清朝全史》第八十二章）
所以到了戊戌年间。维新运动。已呈“瓜熟蒂落”的现象。除了冥顽无耻卖身求荣的少数败类以外，都可以说是渴望政治改革有如甘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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