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以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提学使徐仁铸，前使江标，厉行新政。辅助他的，有那时号称“四公子”之二：陈三立、谭嗣同，和在籍名流熊希龄等。为培养新人才起见，特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三人总主学务，梁氏又为领袖。所有一切的学纲、学课、学风，都是脱胎于长兴学舍而来，稍微加以变化罢了。
何以证之？梁氏记“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演其始教之言，说：
（一）立志（二）养心（三）读书（四）穷理（五）经世（六）传教（七）学文（八）卫生（《万木草堂小学学记》）
而他在四年后主办长沙时务学堂时，所公布的学约也说：
……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
……凡学者每人设劄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二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登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匦以待条答焉。其详细功课，别著之学校报中。……每刚日，由教习随举西书格致浅理，或目前事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每柔日，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所见（皆以笔谈）。……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劄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时务学堂，……国中学校之嚆矢。……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劄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劄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劄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按：即杨崇伊）刺录劄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时务学堂劄记残卷序》）
在这样一种不拘形式，而朝气蓬勃、精神充沛、乐趣的、进取的学风之下，自然能够造就出非常奇伟的人才来。当初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庚子汉口革命之役，教习唐才常率领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傅兹祥等二十余学生，受着孙、梁共同的指挥，联合会党举义兵不成，踏着“戊戌六君子”的碧血，而碎首成仁于国贼张之洞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谓“庚子六君子”！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已去了一半。那时四十门徒中，最小的一位蔡艮寅，只有十六岁，大家都很爱他，他便是我中华民国建国伟人中的一位，民四护国之役的元勋——蔡锷将军。门徒中最穷苦的，要推范源濂，他在开国时期，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中国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学界建设的成绩是决然不朽的。此外军事学专家蒋方震（百里），也是那时四十门徒之一。其余也不必枚举。总之，这样一种“设备不具”的学堂，竟培养了如此伟大、质量俱优的杰出人才，真是收获着“乐育英才”最大的成功。
我们试把其余通都大邑或租界上所矗立着的“洋楼官学堂”，挪来做一个对照。以“样子”论，他们是巍峨骄挺。以内容论，他们是：
……各省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皆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钜绅也。其学生之往就学也，亦不过曰“此时世装耳！此终南捷径耳！与其从事于闭房退院之诗云、子日，何如从事于当时得令之ABCD”。考选入校，则张红燃爆，以示宠荣。资派游学，则苞苴请讬，以求中选。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业开宗明义第一章，而将来为一国教育之源泉者也。试问循此以往，其所养成之人物，……可以立于今日民族主义竞争之潮涡乎？……（《新民说·论进步》）
无怪乎严复、周树人（鲁迅）等，都要逃出海军学堂，章士钊、穆湘瑶、胡敦复等，都要逃出陆师学堂，此中症结，你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以上是叙述梁氏青年时代承康氏作风，所推行“维新”实际方法之第一步骤——办学校。
办学校，是专以培植继起的少年子弟，是储才以留待将来之用的。如果要急切改进一般成人的智识的头脑，启发目前蒙昧无知的社会，那末当另求方法。康、梁所应用的第二步骤是创学会。
会社，倒是中国固有的国粹，明末士大夫组织的复社、几社、应社、读书社，以及其他的××文会、××文社等，真像丛林一样矗立着，但都被满清入关后用“杀头的压道机”来压平了。到康有为乃重新兴起：
……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南海康先生传》）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也简要的叙述：
……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首先就是创立“学会”，……他在广西讲学的时候，曾经创立一个“桂学会”。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组织“强学会”；他就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作会长。袁世凯也是强学会的赞成人。又设分会于上海。北京的强学会，并附设强学书局，……御史杨崇伊受人嗾使，说强学会的宗旨不正当，随即奏请把它封禁了。……后由御史胡孚辰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李端棻又奏请推广学校，将官书局推广，改为京师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四章第三节）
强学会的后果，钜大难量，虽为朝廷所封禁，却正抬高它的身份。
……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南海康先生传》）
梁氏所记，与李氏稍异，他说：
……乙未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者南海先生；赞成者：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遭封禁。……（《三十自述》）(www.xing528.com)
这是可以补正李氏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强学会封禁了！可是，不久（1897年）德国强夺胶州湾的巨波又压过来了。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又沸腾起来，“保国”！“保国”！这样地赤手空拳，高声大喊。康有为紧紧抓住这时机，在京师号召“保国会”。这谁都不便再说“宗旨不正当”的鬼话了吧？于是康氏就把保国会的组织，尽量推广到各地方行省去：
……先是，胶警初报，事变甚急。南海先生以为振励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而杨君锐实为蜀学会之领袖。君（林旭）遍谒乡先达鼓之，一日而成。以（戊戌）正月初十。开大会于福建会馆，闽中士大夫皆集，而君实为闽学会之领袖焉。及开保国会，君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林旭传》）
正在这同一时间之内，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在湖南推行新政；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讲授新学；江标、陈三立、熊希龄等在夹辅维新。这一班人受到北京如此紧张的电浪，那有不立刻响应之理！于是湖南的“南学会”大放光彩的成立起来了。谭嗣同被推为南学会的会长，有声有色的慷慨论天下事：
……君（谭氏）……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起；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会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谭嗣同传》）
看了上面的叙述，知道这南学会的作用，确系比众不同。它的本身的意义，是“推行地方自治机构”及“政治学会”。而就这“地方”的区域性质而言，那又不叫湘学会而叫南学会。目的在“合南部诸省”，不过“先从湖南办起”。如果真能容许它办到“地方有事，公议而行”八字，那末它兼有“立法权”与“监督权”。充其量“南部诸省”早不是清廷所有了。可是，天下事决没有如此简单顺利的，不上半年，反动的旧力，如冷酷无情的北风怒吼南奔，这些灿烂微弱的昙花，一霎儿烟消云散了。
戊戌（1898）八月政变的失败，中国以前所有一切的微光与微温、种子与幼芽，都沉埋在冰河深渊中了。只剩几头“寒冰地狱的鬼王”，——那拉后、荣禄之流——冻血淋漓。在刀山上嚼中华青年的嫩骨！举头一望，但见一面是无数：赤身裸体，遮着红肚儿，画着八卦，挪着混天大旗、引魂幡、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三尖钢叉、八宝法物的怪东西，蠕蠕而动，到处找“洋人”来杀。这就叫做“义和团”。一面是无数怒发冲冠、悲愤填膺的青年，怀着炸弹、手枪，甚至可以说是提着自己的头颅，踏着前人的血迹，前仆后继的起义，这就叫做“革命党”。除了这二种实际行动的人物以外，赤手空拳“康、梁式”的维新志士，在国内已无活动的余地，只有亡命到海外去慷慨论天下事了。
以后所有的“学会”，都秘密含有革命的使命，与前期的学会，性质根本不同。公车上书式的最后一次集会，是庚子年上海张园所召开的国会，算是前期式学会的一个结束。
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拳乱方始萌芽。未几，改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及至六月拳乱大作，北方名士如严复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国会时的名义，运动在沪各省的维新志士，开会于张园，名之日“国会”。到会的名流，有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狄保元、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荩、龙泽厚等，共约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开会的时候，章炳麟当众把辫发剪去，表示对于满清决绝，颇耸动一般人耳目。其实这个会，参与分子很复杂，……大多数会员，不过震于“国会”“民权”等新说，乘兴来会罢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六章二节）
此后集会的中心，全中国都移在上海租界上了。而会中的主角，大抵都受有中山先生的感召，带有革命思想的了。譬如（1）戢元丞、秦力山……等创设“新社”；（2）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等创立“中国教育会”；（3）吴敬恒、蔡元培等创立“爱国学社”；（4）陈去病、刘光汉（师培）等创立“南社”；（5）钮永建等创立“军国民教育会”；（6）章炳麟、徐锡麟等创立“光复会”，黄兴、宋教仁、杨笃生等创立“华兴会”。那都是朝宗归海于中山先生的“兴中会”的。
康、梁因戊戌的打击，在国内所经营创办的学校与学会，既扫地无余，那末他们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是办报。
“报”——本来是中国流行最早的，历代的“邸抄”，就是政府公报。至于现代新式报纸，那末滥觞于鸦片战争以后若干年，香港及上海侨居外人所办之报纸。康有为已经明白知道：学校、学会、报纸，是三位一体，互相为用，缺一不可的。所以当在北京办强学会时，特派梁氏办报，那时所办的报，艰苦卓绝得可敬，而简陋幼稚得可笑。
……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苦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强学会，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梁氏）。当时目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日“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初归国演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强学报》第一号
这一事，是梁氏平生新闻事业开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国有正式意义的新闻开始的第一页。梁先生晚年还亲自对其昌说：“当时虽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而兴趣极高。有时木版雕刻来不及印，甚至间用泥版凹文代印的，其可笑到如此，而同人等对之皆津津有至味。对于这报纸热烈帮助的，还有你们浙人张菊生（元济）、汪伯唐（大燮）、孙慕韩（宝琦）三公。”事隔三十年，梁先生对我讲述这段故事，还是眉飞色舞。因为那时的梁氏老早已经明白“学校的对象，是培植青年后起人才。学会的对象，是联络成年智识阶级。报纸的对象，是启发社会一般民众”的原理了。所以京师的强学会，及《中外公报》，被封禁了，但这是初涌之潮，岂是人力所能遏制的！他们就转其帆以向上海。
上海的强学会分会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初时由会中发行一种《强学报》，经济的支持是靠张之洞的。后来因为这《强学报》上常常不用“大清光绪……”纪年，而用“孔子降生……”纪年；这虽然可以说是模仿公历之以耶稣降生为纪年，但是把这位张大帅骇慌了！不得不勒令禁止。这班维新志士。那里肯休；刚刚碰到梁启超转帆南下，就紧握机会，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名义发起，总组《时务报》。公推梁氏任总主笔。梁氏得以自由发挥其文豪的天才，也就在此报。于是声名隆起，甚至并驾其师，而曰“康、梁”，也就在此时。更有一件趣事，梁氏的晚年学友——国际史学权威者王国维，此时正在时务报馆中当一名小书记，还没有资格和梁氏对面谈话呢！梁氏说：
丙申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之洞）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劳工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少年气盛，冲突愈积愈甚。……（《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明年（1897）冬天，梁氏反抗资本家张之洞之压迫，便飘然远行，溯江而西，到长沙去大会群贤，轰轰烈烈地推行新政了。
又隔一年，便是戊戌（1898），梁氏重到北京，暂时脱离言论文笔生涯，参与实际政治运动，而演出一幕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血迹永不磨灭的悲剧，就是人人所周知的所谓“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了。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左）与其弟张之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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