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子学的公共议题,“知”的观念遍及经籍与史册。道家之于“知”的否定言说,确乎存在相当程度的廓清,一如老学的“绝智弃辩”“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庄学的“离形去知”“知也者,争之器也”,黄老学者慎到的“弃知去己”,以及稷下道家的“去智与故”等。我们也习惯于将道家的这一立场称作“反智”抑或“反知”。
在余英时先生那里,“反智”一词较早地用于论述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政治传统,我们于是得见一种学统和政统意义上的“反智”。仅就道家而言,余先生尤其在反智性(及理性)和反知识(分子)的意义上,谈论那种作为政治传统的“反智”。其核心观点是,作为一种态度,而非一种学说或理论,道家的“反智”不但因道家的“尚自然”,从而意味着摒弃人文,而且也因老学的愚民说和黄老帛书的“一道”论,从而象征着帝王的至上权力和施于臣民的压制。[1](www.xing528.com)
事实上,余先生在以“知识分子”定义“智”的意涵时,这种做法本身,已然预设了“智”作为某种正面价值的属性。可以说,这里“智”的给定,所依据的仍然是儒家的语境,而不是道家的问题意识。如若不然,这里至少应当追问,道家为什么“反智”,而不仅仅是说道家“反智”。[2]况且,这种道家的形象,与历史上有关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政治形态的记述截然相反,诚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追问,道家话语中“知”的观念与其所倡行的治道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在“反智性”的道家这里,一种正向的“知”的表述是什么,道家又于其间铺陈了怎样的政治形态?余先生以老子为始作俑者,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首先在《老子》文本中寻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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