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礼法出于道
（1）天道与人事的双向关系
《老子》第三十八章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面对“周文疲弊”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老子》以“失”的方式，为周的人文建构作一导源，指出自然的“道”乃周“礼”的根基，发展出圣人之治应当在领会形上之道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新的人文建构的治国思维与方向。至稷下黄老学派，依循着《老子》的思维与齐国礼法兼综的政治传统，重新展开了以“道”为根基去整合与融贯各家所长，以建立新的人文建构的尝试。《管子·心术上》说：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18]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
此段文字呈现出“道—德—义—礼—法”的双向推衍关系。一方面，和《老子》一样，通过“道←德←义←礼←法”的脉络追寻人文制度的根源——自然的道；另一方面，“道→德→义→礼→法”的言说次第，将自然的道逐步地落实于人事处理之中，每降转一层，人文的处置就更加具体也更具规范性。
而和《老子》不同的是，《老子》以“失”方式言说天道层层降转于人事的同时，也批判了过度人为所产生的僵化体制，故言“去彼取此”，具有返本归源的价值取向。稷下黄老不言“失”，直接陈述天道落实于人事的历程在每一阶段所起的作用，在“此”的基础上整合了“彼”，具体表现为“以道整合礼法”，呈现出向社会性倾斜的发展意向。从《老子》到稷下黄老，对于典章制度必要性的看法出现了辩证的转折，由批判解构到重新确立。
（2）礼法的形上基础与实践可能
“虚无无形”的“道”是一切存在的形上根据，其功能是“化育万物”之“德”，道以德的方式停留于万物之中，故曰“德者道之舍”；道以德的形式停留于万物之中，则内化为万物的本质之德，故曰“道之与德无间”。就道物关系而言，道停留之处构成了万物的本质之德，因着道与德无间，道与物亦无间。而从《心术上》“道—德—义—礼—法”的论述序列来看，道以德的方式停留之处，不只是万物，还包含了义、礼、法等人文价值与人文制度，故曰“道满天下，普在民所”。形上之道，因为德的中介，而与一切形下的事物产生内在联系，道不只是万物的存在根据，也是一切人文价值与人文建构的价值根源。
而何以“德”这一概念，能够同时蕴含自然的本质之德与人文价值之德的意涵呢？首先，这和“德”的概念名称为周人所广泛使用与重视、是诸子的共同文化渊薮相关。再者，至春秋战国时代，“德”被重视天道的道家与侧重人文的儒家共同使用，各自突出了“德”概念所不同面向的意涵与价值。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德是所有人伦德目的总称，也是礼乐规范的内在本质，德与礼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在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德则是万物分受于道的本质之德，道与德是总体与部分、一与多、共相与特殊的关系。稷下黄老之所以择取了“德”作为中介，运用的正是道家哲学中，道与德之总体与部分、共相与分殊的关系，将儒家具有人文性意涵的人伦之德和道家自然的本质之德的概念，共同收摄于作为总体与共相的“道”的范畴之中，突出了黄老兼采各家所长的特质。如此一来，本质之德和人伦之德都是总体的“道”的部分展现；“德”具备本质之德与人伦之德的双重意涵，因而能成为天道与人事、自然与人文的中介。
形上之道，通过德的中介，得以内化于人的自然本质与礼法的人文建构之中。这固然是稷下黄老为因应时变而撷取礼法思想所作的尝试，但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为礼法存在的合理性与实践可能提供了形上的价值根源。这再一次反映出，黄老在整合各家所长以因应时变的时候，始终持守着道家基本的立场与原则，并非杂章乱凑，而是有着融贯的考虑。
总体来说，稷下黄老学派在“道”的根基之上，整合融贯儒家与法家之所长，借由“德”的中介，赋予既有的“义”“礼”“法”等概念形上根据，以展开新的人文价值与人文建构的论述。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稷下道家是将礼、法等视为道的延伸。在道的准则下，倡导法制与礼义教化的作用”[19]。
2.礼：道之因顺人情的一面
前引《心术上》在“德”之后谈到“义”与“礼”时说：
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
这一段的解文说：
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www.xing528.com)
“义”所涉及的，不只是君臣上下之位的政治伦理，还包括父子之间的家庭伦理，其目的在借由尊卑、贵贱、亲疏的身份与名分之确立，重新建立起自我与他者之间“各处其宜”的关系，以达致国家整体性的秩序与和谐，从无道乱世恢复成有道治世。
次者，由“义”而“礼”。《管子·内业》篇谈论到诗、礼、乐之作为外铄式的陶冶主体内在德性的辅助工具，这是礼之于治身的意义。[20]反观这段文本的脉络，礼则具有作为具体的人文建构与社会规范的意涵，显现出礼之于治国层面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将由“义”所建立的合宜有序关系，“加以制度化、固定化，并通过一定的仪节把它表现出来和得到感情上的认同，于是产生出‘礼’”[21]。
在周文的体系中，礼是一套遍及文化、政治、教育、宗教等各领域的重要人文制度，涵盖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各种情境的处事仪则。《老子》虽然对礼有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第三十八章）的批判，但《老子》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礼“攘臂而扔之”之强制性、束缚性将造成人的异化的一面来说的；《老子》并不反对“忠信”“仁义”“孝慈”“正臣”[22]等人伦常情之真情实感的一面。也因此，稷下黄老在“道”的根基上，尝试着重新展开“礼”的建构之际，便特别指出“礼”应该要“因人之情”，不能一味地借助外在的强制性规范去制约人行，而需留心人内在的真情实感的价值与意义，才不会导致人伦关系的失序与异化。
“因人之情”的提出，可视为对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的反思。而这样的反思，和主张解构与扬弃异化礼教的庄子学派不同，表现出重构礼乐的意向。其实，对于礼乐之重建的反思，不只出现在黄老思潮之中，也有发自儒家本身“道（按：人道）始于情”（《性自命出》）的反省之声。
“礼”除了“因人之情”，也要“缘义之理”，又，“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就是说，人之情感的流露与发显，会随着不同的情境与不同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礼的重构，必须配合不同情境中，上下尊卑贵贱之间，不同身份（义）的合理性（理）去设定，才能重新确立一套兼顾人伦身份与情理，又合乎时宜（宜）的新的礼教制度。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道层层降转而具现为礼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比较隐晦但具有关键性的概念，那就是基于“理因乎宜”而呈现出来的“时变”的概念。道本身虽然不变，但如何具现“道”则可以有不同的考虑与展现形式。稷下黄老学者借此指引着统治者，应当以“道”为根基，依据“时变”的客观情势，来衡量该如何重新展开对于“礼”的合宜重构。因此，“礼”的重新施设，在具现了“道”“因顺人情”之一面的同时，也呈现出合乎“时变”的时代精神。
3.法：道之客观规律的一面
关于“法”，《管子》书中常将“道”与“法”并举，甚至将“道”“法”融为一体，以阐发治国之道应“以道为体，以法为用”[23]的道理。如前引《心术上》说：
简物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
这一段的解文说：
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另外，《白心》中说：
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心术上》在“道”的根基之上，重新展开了“道→德→义→礼→法”之由形上天道而形下人事的发展方向，将天道层层降转地具现、落实于人事之中。可知“法”的提出，是在意识到单凭“礼”尚无法维持“义”的情况之下而发展出来的。由于“因人情”的“礼”具有主观情感的成分在其中，因此，可能会有受到主观情志影响，而无法维持“义”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便需要借由客观的“法”的“‘杀刃禁诛’的手段，使大小事物各自得到恰当的定位，而一归之于‘道’”[24]，故曰“简物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由此可以窥知，“法”的公布与执行，与“因人之情”的“礼”不同，“法”的执行不带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得不然”而具有客观性，“同出”[25]而具有适用于一切参差不齐的事物的普遍性。“法”一旦订定与公布，便不能任意改易，所以“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反过来说，也唯有在维持“法”的客观性、普遍性与公正性的前提下，才能够做到“简物小大一道”。
而关于“法”的来源问题，存在着“道—权—法—事”的双向关系——“道→权→法→事”，是道向社会性倾斜的层层降转与具现；“道←权←法←事”则在指出道是法的根源与形上根据，这一点，也表现在前引《白心》篇中“天……明君圣人”的言说形式之上。也就是说，“道生法”，“法”之作为人类社会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共同规范，正是取法于“道”之作为一切存在的总规律与总原理的特性。学者们对“道生法”的诠释有着基本的共识，并多在“道生法”的基础上去看“权”的中介地位，也因此，多注重“道”“权”“法”之间的同构型，而将“权”诠释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公正性的“权衡标准”。[26]这样的诠释固然有其道理，但本文认为，居于“道”与“法”的中介的“权”，除了作为“权衡标准”的意涵之外，实际上也隐含着“权变”的意谓在其中。如此，才能在具现“法”之作为“道”的客观规律的一面时，呼应时代潮流拟定法律规章，体现“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内业》）的原则与智慧。
总体来说，在“道—德—义—礼—法”的序列中，稷下黄老学派在以“道”为本的前提下，整合与融贯了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精华，并因循“时变”的需求，以“礼”落实“道”之因顺人情的一面，以“法”具现“道”之客观规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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