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礼、法字义探源
（1）神性意涵
根据汤勤先生词源学方法的考察，“事神致福”[10]的“礼”，和“解触不平”[11]的“法”，其初始含义都充满了神性。[12]“礼”字最早出现于殷商的卜辞，原指礼器，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中对“礼”字的原型作了一番考证，指出“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13]，人们（主要是统治者贵族阶级）有意识地用玉器表达对上帝的敬意，以祈愿天命的护佑。“灋”是“法”的古字，是一种本性中具有辨别是非曲直、能触不平之能力的神兽，[14]当人们发生冲突时，便透过“灋”做一公正的评判，“灋”是先民分判对错的标准。殷商时期“礼”“法”运用范围虽不相同，但其字源所蕴含的神性意义，共同揭示了民智未开的先民们，尝试追寻超人类的力量来解决人类问题的思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礼、法同源，都带有原始社会的印记，但相较于指向“天人之际”的礼，处理“人际之间”的法，实更具社会性与现实性。
（2）社会性意涵
随着民智日开，周初“人文的转向”[15]，使礼、法由神化走向了世俗化的阶段，突出了礼、法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人事上的意义。《礼记·表记》分析殷、周两代的差异云：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殷周之际“人文的转向”，就在“事鬼神”的宗教信仰与“尊礼尚施”的人文建构之间。周人将殷人注重天神意志的意识形态，转向至人道与人文建构的关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彰显出周初以“人”为主体的理性自觉。
若就礼、法的来源与社会功能来看，他们的根源同样源自上古习俗，在功能与目的上也具有一致性——“定分止乱”。[16]周人的“法”之内涵与“刑”相近，如《国语·鲁语上》：“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此时“法”尚未脱离“礼”，而是作为“礼”的辅助工具。礼、法早已并行于三代的实际政治社会生活之中，并没有后来儒家、法家相互攻诘的情形。
至春秋战国时期，为了解决“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问题，“法”的意义逐渐被突显了出来，如齐桓公的“修旧法”，已从制度、法度层面去诠释，不再局限于刑罚。至《管子》，“法”更具备了“礼”般“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的意义与规模，如：
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形势解》）
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www.xing528.com)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嫌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禁藏》）
“法”不再附庸于“礼”，而是扩大至全国性的规章制度的规模，成为另一种新的人文建构的思索根基。
2.礼法关系
（1）礼法差异
礼、法的究极目的皆在“定分止乱”，但两者之间仍有着必须去厘清的差异。首先，就施用对象与层面而言，“礼”虽是周人治国的庞大体系，但“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其施用的主要对象是贵族统治阶级，是贵族阶层行动举止、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法”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因应着礼崩乐坏、宗法制度瓦解而新兴的治国体制，其施用对象扩大至整个天下，“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成为统治者一民、使下、施行赏罚的客观标准。
再者，就礼、法思维的内在本质来看，“礼”的实质是“德”，指向人之为人的本质，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故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而“法”的实质为何呢？马王堆帛书《经法·道法》：“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是非者也。”《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以衡量器物喻法的思维，若从历史背景而言，应当和齐国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有关；若进一步从哲学思维来看，则呈现出“以物为法”（《管子·心术上》）的思维倾向。不同于“礼”之以“德”为实质而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反身性，它展现出另一种思维意向——由“国”（或“国君”）的角度去思虑，指向君主统治整个天下的实用与客观意义，是以突出了“法”的客观性、公正性、恒常性与可操作性，及“富国强兵”的现实目的。
（2）礼法相辅
《管子·形势解》曰：“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一语道出了礼、法外延的同与异。礼义与法度同具仪表之性质与作用，其间的差别在于，“法”规范的是全民的行为，较规范“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更具普遍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变动，表现为“法”地位的上升，并得到了传统“礼治”社会的认可，但始终未能完全取代礼，礼、法仍然各自有着自己的适用空间，是以礼法先后的问题，在《管子》中有着“礼出于法”（《权修》）及“法出于礼”（《正世》）两种矛盾的主张。这些矛盾的主张反映了《管子》中不同家派的思维，但不论是哪一种主张，都不再把礼与法对立起来，而是看见了两者在目的取向上的一致性。诚如白奚先生所言：
《管子》的主流思想是法家，“法”被称为“天下大仪”“天下之至道”，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同时又承认“礼”对于治理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辅》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肯定了礼对于维护等级秩序的重要意义。《牧民》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即维护国家统治的四大绳索，在其他篇章中也常可见到礼与仁、义、乐等并列的情况。可见《管子》所谓礼，从广义上讲实包括礼、义、仁、乐、廉、耻等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礼法并用，实质上也可以说是儒法并用。[17]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法治”与“礼治”之争，儒、法两家曾因而针锋相对、争论不休。但实际上，当时成文法的另一种功能正是对礼治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因为成文法的制订而对礼治产生太多不利影响，两者并非根本对立的统治体系。“法”制的建立，来自于“礼”制的转型。礼法之间的一体性在稷下黄老学派，乃至后代政权“阳儒阴法”的实践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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