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方之霸，如何上对周天子、下待诸侯国，如何外抗夷狄、恢复天下秩序，是齐国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齐国内部，齐桓公与管仲对于“争霸”的策略，分别有着“竞于兵”和“竞于德”（《管子·大匡》）的分歧主张。据《管子·大匡》的记载，每当齐桓公想加强军力征伐不服时，管仲就会表示反对意见，因为“内政之不修，外举义则不信”（同上），是以管仲采取了“先德后兵”的策略。先稳固内政，再伺机而动，“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同上）。
争霸虽不免“竞于兵”，但齐国基本上是从“竞于德”的立场出发的。当诸侯国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国语·齐语》），当夷狄入侵时，则兴亡国、继绝嗣。管仲“先德后兵”的争霸策略，使诸侯国心悦诚服，不但将齐桓公推上盟主大位，同时也重建了周礼的道德观念和秩序。[6]是以孔子曾盛赞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不以兵车”即蕴含了注重道德教化之义，这也启迪了尔后稷下黄老“先德后刑”（《管子·势》）、“刑德并用”思维体系的构成。
管仲与齐桓公对于“争霸”的目的与实质，本有着不同的认知。姬姓管仲所想望的，是让齐桓公成为“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国语·齐语》）的“霸主”，以期恢复周初的治世与维持周王室的尊严。齐桓公则不然，齐桓公所理解的“霸主”，就是要具有号令诸侯、征伐不服的实质能力，因而其执政之初常不理会管仲谏言，执意出兵。经历过一翻矛盾与取舍，最终齐桓公采纳了管仲“尊王攘夷”的政策以回应天下无主、华夷之争的时局。所谓“尊王”，即尊崇周天子之位，天子无力便由霸主受王命代行，内求华夏民族之团结；所谓“攘夷”，即攘却外族之扰，外抗夷狄以维护中土之国的主体性。“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把中原华夏诸国归集到齐国的旗帜之下，完成齐桓公的‘霸业’；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尊王攘夷’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尽量恢复周代的社会秩序。”[7]既维护了齐国的利益、达成齐桓公的愿望，也顾及了周王室与各国的尊严，对后来继起的霸主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其实齐国“尊王攘夷”的思维，有其历史渊源，《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之语曰：(www.xing528.com)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周初姜太公以军功封齐，可说是西周初创时期的军事支柱。周成王为稳定政局，赐予太公“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特权。齐国虽具有征伐特权，但其征伐的权力仍是“自天子出”，是“代”天子征伐，而非“僭越”，可说是“尊王”的表现；齐太公征伐的对象，乃不臣服于周的东夷诸国，此即“攘夷”的实践。管仲这一段话，揭示了齐桓公之争霸，在于仿效齐太公代天子征伐的旧例，虽不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对周王室始终以君臣之礼事之，其基本立场不在建立新的政权，而是在辅弼王室的前提下增进齐国的权力与利益。
胡家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尊王’与‘攘夷’是一致的。”[8]在当时的情境中，要“攘夷”，就必须要“尊王”。在名义上保留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以凝聚华夏各国的向心力；在周天子的号令下，各国暂时放下利害关系，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侮，解决华夷之争的民族危机。“攘夷”借由“尊王”之名来凝聚共识，“尊王”透过“攘夷”的共同目标而实现。
东周的社会变革是由于周天子的式微而引发的，缺乏军事、财力上的后盾，要维持道义上的共主地位是困难的。管仲要张稳“尊王攘夷”的旗帜，使齐桓公成为像姜太公那样“夹辅周王”的霸主，一方面要安定海内外的局势，另一方面要恢复周礼的道德观念和秩序，诚属不易，因而受到孔子高度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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