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和管仲讨论治国之道时，管仲以效法“吾先王”“昔者圣人”“修旧法”来向齐桓公提出建言。“法先王”与“修旧法”可说是齐桓公变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且“先王”和“旧法”都有其特定的指谓对象。
“法先王”的“先王”为谁呢？管仲曾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国语·齐语》）周昭王、周穆王、周文王与周武王正是管仲所称颂的“先王”或“昔者圣人”。为何管仲会如此尊崇周初的圣王呢？除了向往西周初期的太平治世外，也与管仲的出身有关。“吾先王”不仅止于管仲自许为周朝的子民的国家认同，亦包含了管仲为姬姓之后的身份与氏族认同。[3]因此，作为齐国宰相的管仲，以效法周代圣王为名推动改革，其背后实有着恢复周初治世与周王室尊严的理想与愿景。也因此，齐桓公的霸业虽然久长，却始终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于名义与道义上维护周天子的尊严。
“修旧法”的“旧法”亦有其针对性，指的正是三代以来的庞大治国传统——“礼”。“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礼”是三代以来稳定整个天下秩序的重要规范与制度。然而，周平王东迁后，“周文疲弊”与“礼崩乐坏”，维系国纲的“礼”制已逐渐失效，政治、社会、经济层面都产生重大的变革，迫使春秋时人不得不去反思“礼”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也自然地兴起了“修旧法”以符合时变的要求。
“修旧法”，其实就是“变法”，亦即针对旧有的“礼”制进行检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就其不善者而修正之。“修”字揭示了对周礼革新的要求与应时而变的一面，而“修”中有“择”，表现出承袭周礼优良传统的一面。
从“法先王”与“修旧法”，便可窥知齐桓公变法对于周礼的基本态度，不在全盘否定，而是采取批判性的继承原则。[4]从历史现实的条件来分析，此时周礼的根基虽已松动却仍盘根错节，且仍需顾虑其他强国的感受，因此，齐国的改革乃在周礼的基础上，因应着现实的需求来提出新的改革方案。
那么，齐国改革的主要方向为何呢？史载：(www.xing528.com)
遂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国语·齐语》）
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管子·小匡》）
由“滋民、与无财、敬百姓、国富而民安”可知，齐国“修旧法”基本上是出于经济考虑，呈现出齐国变法运动的实利价值取向。齐桓公与管仲的变法运动之所以受到后世的称颂，经济改革的成功也是一项重要的因素。胡寄窗先生曾指出：“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5]而何以《管子》书如此重视经济问题？《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要“富国”，就必先“富民”。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言，进行了全面性的大改革，取得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的高度成效，使齐国成为实力雄厚的泱泱大国，为齐桓公争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是为政最重要的三件事，桓管变法的经济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利用”“厚生”的问题，但对于“正德”，齐国并未提出新的办法，这可能反映了在道德教化层面，齐国仍沿用并倚重周礼的传统。例如桓公救燕，燕庄公欲亲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史记·燕世家》）又如葵丘之会时，周天子感念齐桓公匡复周王室有功，故令孔宰赐桓公胙，并特别免除年事已高的桓公的下拜之礼，但齐桓公仍接受管仲“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同上）之建言，依礼下拜而后登堂受礼，皆为其例。
尔后，至战国时期各国皆戮力于变法图强之际，齐国仍延续了齐桓公与管仲的变法精神，和“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汉书·艺文志》）的三晋法家与秦法家不同，齐法家虽重法治，却不偏废礼治，通过对周礼的承袭与革新，呈现出齐地特有的“礼法兼综”的法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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