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管子》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管子》的社会理想体现在天下太平和家事成就两个方面。围绕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管子》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理论：
其一，用圣人治天下，用媒人成家事。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解》）
其二，执政者的重要禁忌：言可不复，行不可再。“言可不复”即所发表的言论离间了父子之间的亲情，疏忽了君臣相处的原则，对天下大众造成了危害。所以，不能被反复引用的言论，首先会伤害家庭关系，因此明智的君主不会讲说。在行为方面，假如君主自己举止端正，差使他人有礼貌，和别人交往讲道理，他自己所采取的行为就会成为天下人的法则和范式，人们都会担心不能重复他的行为。而不可复述的言论和不可模仿的行为是执政者的大忌。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服，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解》）
其三，避免“百虑其家，不一图国”情况的发生。《管子》指出，君主昏庸，众大臣就会借助管理国政的重要职位攫取私利，并搜刮民众来积累自家财富。所以，要防止大臣“擅其利”“富其家”。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国。（《管子·明法解》）
其四，爱民之道：“公修公族，家齐家族”。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齐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管子·小匡》）
其五，作为行政组织的“家”“乡”“方”“邑”“国”，等等，其规模大小有明确记述。(www.xing528.com)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管子·乘马》）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
其中，“家”可谓居于基层的行政组织，而不仅仅是生活单位。对于“家”的理解，也不能仅局限于“血缘”方面。正因为“家”的基础地位，所以“齐家”才特别重要。
把《大学》一篇和《管子》一书作比较，似乎比重失衡，但因为程朱在标榜四书系统之时，门户之见甚为坚厚，他们的偏见与科举结合起来，更是影响深远，故而有重点关注、条分缕析的必要。这些理论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而论述清晰，对研究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军事、经济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重要，还需要进一步仔细考究。本文仅是抛砖引玉，请方家指正。
【注释】
[1]“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司徒》）
[2]孔子之言是针对季康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的问题而言，孔子特别提醒：“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孔子是强调统治者的表率作用，而朱熹则发挥说：“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认为民众一定会效法统治者，统治者追求善，民众就善良了。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3]《说文解字·言部》：“试，用也。”
[4]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倒是和这一思想有接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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