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大学》与《管子》的比较

《大学》所言“八目”以“明明德于天下者”为主体，以“修齐治平”为目标，先后次序非常明确，而行文用了“先果后因”的论证方式：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这种论说方式明确了身、心、意、知、物与家、国、天下之间层层推延、一体递进的关系。

而《老子》书中，则强调身、家、乡、国、天下的各自独立性：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老子》第五十四章）

《管子》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道家。其中关于身、家、乡、国、天下的关系，乃是强调相近的两重关系之间作为本末的区别：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民则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管子·权修》）

同样是对家、国、天下的关注，《管子》中的理论则是平行观察而又区别对待，在此基础上，又对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具体阐述。

其一，末不可为本。

依据《管子·权修》所说，身、家、国、天下之间，递相为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五者相互之间是层层推演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有“不可为”的界限：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管子·牧民》）

三个“毋曰”更是突出强调不要认为“远者”因为不同出生、不同乡里、不同国度而对其分离对抗。统治者应该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和偏好，君主平等看待远近民众的原则应该像日月一样明确、恒定。

其二，小大有别。

《管子》书中不仅从多个角度阐明家、乡、国、天下的不同地位，同时也指出它们的规模大小不可混淆：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管子·形势解》）

从所严谨看待的对象大小来判定所确立目标的大小，并得出“小谨者，不大立”的结论，说明《管子》的最终着眼点是突破家、乡、国之限制的“天下”。

其三，王民一体，与天与人。

君主都关心安危祸福，《管子》书中也认为贤明的君主能够挽救天下的祸患，使得危机转为平安，但又强调救祸安危者，一定要以任用千万民众为条件，然后才能去行动。在日常的生活中，君主想要使得臣下竭尽所能而又和上级关系亲密，也一定要为天下谋取利益而除去祸害。这是比较常见的政治原则。但《管子》一书的特点在于天下、万物、父子以及各种生物并重，而不是孤立地突出君民关系。

《老子》云：“静为躁君。”《大学》申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二者都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而管子则提出使民众安静闲适而不受打扰，没有劳苦的原则。《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管子》则把“我”明确为“上”，提出“上无事则民自试”，上层不制造事端，不巧立事由，不劳顿下级，民众就会自己为自己做事；君主确立度量，安排职分，明确原则，以这些措施来面向民众，而不是事先讲一套空话，民众就会遵循正道。正如祭祀用的抱蜀不讲话而庙堂已经修整好了。

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也。(www.xing528.com)

上无事而民自试^[3]，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管子·形势》）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管子·形势解》）

《管子》认为先王善于和民众结为一体，综合市井人员的言论，顺应人心，安顿本性，根据众人心思所聚焦的地方发布政令，因此，政令发出之后没有滞留，刑罚设立之后派不上用场。但这并不是取消身、家、国、天下各自的独立特性，相反，也是根据国家的特性守卫国家，依照民众的特性守护民众。^[4]既然统治者能做到这样，民众就没有借口，没有条件为非作歹了。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管子·君臣上》）

由此可见，保持国与民各自的独立特性并分别守护它们，是与民众结为一体的前提。

其四，用道各异。

《管子》所言之道，在本体的意义上，没有具体的形象和固定的处所，超越于时间的往来和感官的认知，语言也难以表达，是万物生成变化，事情得失成败的根据，“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在功用的意义上，人们虽然都在说“道”，但在家、乡、国、天下不同领域的人对道的应用各不相同。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故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管子·内业》）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无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任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管子·形势》）

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管子·形势解》）

《管子》非常重视“乡”的治理，并认为通晓大道来治理一乡，使其中的父子关系亲密，兄弟关系顺遂，习惯风俗端正，民众以愉悦之心对待上级，而在故土安静的生活。这样的“乡之人”是一乡的骨干。对于“乡”的看重，说明《管子》充分注意到在“家”和“国”之间，邻里和小区的地位不可替代。而《大学》所言的“修齐治平”，恰好缺了“乡”这一重要环节。

其五，一民心，用治本。

《管子》也认为政治的次序和伦理的差等应该理顺，同时强调度量衡和文字及交通应该规正。“至顺”和“至正”先王用以统一民心的原则和措施，体现在美德和好事上面，天子、诸侯、大夫、民众都应该让渡自己的德行于上级。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从顺独逆，从正独辟，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奸伪之人，无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管子·君臣》）

可见，《管子》从“道”和“法”的根本由来的层面探究治理的方法，非常重视政令的通顺和制度的统一；而在美好的德行和事迹方面，也指出有官职的人士应该归功于自己的上司；而民众则以父亲为依靠，获得年长有威望者的赏赐和祝贺；天子有好的言行，要礼让于上天。

其六，信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

管子针对齐桓公所问“国君之信”的问题，把民众爱戴、邻国亲近、天下信任相提并论，以突出信用在各个领域的不可或缺。至于信用从何开始，管子则提出了“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的过程，并对每个过程的具体要求做了阐发。

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问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5]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郁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管子·中匡》）

其中“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的说法颇为新颖，说明《管子》对于肉身的养护也非常重视，认为应该疏导血气来求得年龄、心志、德行的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