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书”体系中，《大学》处于奠基的地位，朱熹《大学章句序》概括说：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
仔细分析起来，朱熹的论说充满学派偏见，与历史记载不符，且与他本人的相关论说自相矛盾。
其一，“只是仁之功”？
朱熹虽然承认“齐桓公时，周室微弱，夷狄强大，桓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但又指责齐桓公是“以力假仁”者：
彝叟问：“‘行仁’与‘假仁’如何？”曰：“公且道如何是‘行仁、假仁’？”曰：“莫是诚与不诚否？”曰：“这个自分晓，不须问得。如‘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处却好问。如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强，财赋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众，非有仁之实也。故下文言‘伯必有大国’，其言可见。”又曰：“成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于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齐桓公时，周室微弱，夷狄强大，桓公攘夷狄，尊王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只是仁之功，终无拯民涂炭之心，谓之‘行仁’则不可。”（《朱子语类》卷五十三）
而《管子·小匡》记载：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管子·小匡》）
齐桓公认可了管仲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作内政而寓军令焉”的措施。同时，齐桓公也注重推行教育，以“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为标准选拔和考核人才：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1]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于乡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管子·小匡》）
齐桓公同时也重视拳势勇猛、肌肉有力、筋骨出众的精英，明确表示乡长如果埋没各种人才，将分别有五种罪名加以惩处，而在管辖范围内出现对父母不慈孝、对乡里不友好、骄横烦躁滥用暴力、不服从法令的人没有及时报告，则视同为自比于德行低下的人，也有五种罪名建议惩处。对于能够修养德行，推举贤人的乡长，桓公则亲自接见，并授予其官职。相比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说教，[2]桓公的思想周到具体，切实可行。可见朱熹所言“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并非事实。而孔子对于管仲的德行与贡献也有中肯的评价。桓公也并非“以力假仁”，而是看重“聪明质仁”。《管子·立政》强调：“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管子·幼官》则云：“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管子·君臣下》亦言：“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这些思想未必就是齐桓公本人的思想，但是重视“仁”，且同时突出“聪明”“武勇”等德行，也是齐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没有问题的；换言之，《管子》同样推崇“智、仁、勇”。
其二，终无拯民涂炭之心？(www.xing528.com)
齐桓公不仅提倡慈孝，鼓励教育，重视人才，他自己担忧天下诸侯的安危，在推行仁爱方面也是发自内心的，大小诸侯用“仁”和“宽”来称许桓公。桓公和诸侯礼尚往来，“轻其币而重其礼”，对诸侯“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获得广泛信服；他还减免赋税，构筑工事，防范野蛮民族的暴力，劝勉华夏诸侯国，教化大有成就。远方的民众如向往父母般认可他，近处的民族则如流水般归顺于他：
恒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与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攟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堰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教之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管子·小匡》）
这其中或许有溢美之词，但指责桓公治国没有救民于生死涂炭之心则失于严苛——齐桓公更为看重的是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安顿和调节，面对诸侯的亲附和跟随，他没有颐指气使，而是广泛地落实忠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桓公接受了管子和隰朋建议，停止射杀动物，并和管子订立盟誓：不对年长体弱者用刑，宽大处理，三次豁免之后再进行处罚；对于关卡只过问，而不征税；对于市场，只征税而不操控；对于山林水泊等资源，也根据时节开放或封闭而不征税。盟誓的内容以命令的形式发布：
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矣。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不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朔月三日，进二子于里官，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友弊。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管子·戒第》）
朱熹似乎非常重视“动机”，但把“力”和“仁”对立起来，显然有失偏颇，与此相应的人物评判自然也会有失公允。
其三，孔子独取先王之法？
《管子》书中，对于“先王之法”的推崇和阐述比比皆是，仅以《枢言》的部分内容为例：
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
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
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
以上论说从“先王”的“所慎”“所贵”“所重”“所事”等角度，突出了执政者应该注意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储备、防务的加强，以及公共财富的积累而不要看重珠玉；同时，《管子》也批评“贵骄”，表彰“诚信”“圣智”，提倡“不满”，超越了狭隘的学派界限。《管子》一书不仅没有忽视“先王之法”，而且非常推崇，特意强调，并作出了具体阐述，可见作者、编者胸怀广阔，见识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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