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治军观：培养素质提高战斗力

兵家常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实现军队中的“人和”，就得有正确的治军观。军队中，将帅起主导作用，士卒是力量的源泉。治军包括对将帅素质的培养、对士卒的管理以及二者关系的处理，目的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争取战争的胜利。

首先，《兵略训》认为，对待士卒：一要“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合文齐武”的治军思想来自《孙子兵法·行军篇》：“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二是赏信罚明。《兵略训》曰：“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罚作为激励士兵作战的一种手段，为兵家所广泛认同。《孙子兵法·行军篇》曰：“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提出赏罚要适时适度。《孙膑兵法·威王问》田忌问于孙膑曰：“赏罚者，军之急者也？”孙膑答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孙膑认为赏罚只是手段，并非兵家之根本。

三是君主和将领要爱民如子。《兵略训》曰：“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将帅遇事要身先士卒，平时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故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险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孰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兵略训》）爱民如子是齐兵家一贯强调的治军思想。《孙子兵法·地形篇》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又提出爱要有度，勿使“爱子”变“骄子”：“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主张爱与严相结合。《孙子兵法》还提出了“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九地篇》）的愚民政策，《兵略训》并未沿袭，从中可见其进步性。

四是君主和民还要互相满足对方的需求。《兵略训》曰：“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君主若能满足人民的愿望，人民就能在战场上为君主视死如归。《兵略训》又曰：“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这句话来自《荀子·议兵》篇：“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8]

其次，《兵略训》还探讨了将帅的作用和素质。因为将帅是战略战术的制订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和士兵的生死，所以中国古代战争一直强调将帅的素质。《兵略训》对将领的德行、性情、知识、操守都有严格要求，“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三隧，就是“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四义，就是“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五行，就是“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十守，就是“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嚂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孙子兵法》早就认识到将领的作用，《作战篇》曰：“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谋攻篇》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也论及将帅的人品、性格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九变篇》曰：“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因而对主和将的性情有一定约束，《火攻篇》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

再次，除将、卒之外，《兵略训》还特别提出限制国君对军队的干扰。《兵略训》最后一段描述将帅受君命出征时的仪式，将帅说：“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钺之威，臣无还请。愿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意思即《孙子兵法·九变篇》明确提出的“君命有所不受”。《谋攻篇》还列举了君患于军的三种情况：“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力避君主对军队的干扰。

综合以上《淮南子·兵略训》的战争、制胜和治军思想，可以发现其强调的概念或理念主要有以下十一个：道、义、心、气、因、民、势、变、诈、阴阳和五行。

关于道，《兵略训》有四处论及，第一处在论述战争的性质时，说“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之后便讲了一大段“所谓道者”如何如何之类的话。第二处解释“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之后，又跑到了道家的思路上去，说了一大段：“古得道者，静而法天地，动而顺日月，喜怒而合四时……”第三处讲战略原则“贵其无形”时，“所贵道者……未见其发，固已至矣”一大段又是道家的套话。第四处：“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正讲着兵道的天时、地利、人和与势，一下又拉回到道的框架中。可以说，尽管全篇讲兵学思想，但处处不离道，道就像是一根时明时暗的线，系连着全篇的思想。道是什么，又在哪里？道具体到战争中就是“义”，义就是合乎众人之心的道。

道不远人，人心便是载体，运用到战争中，道就是将卒的上下一心，道就是军队的虚实之气。作者撇开战争的武器、军资等硬件，直接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军心”和“士气”，这是战争中的软实力，但是战争所有因素中最关键的，因此，作者对“心”和“气”反复论述，文中说：“千人同心则得千人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又曰：“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作者还强调作战时“人和”的重要性，要求将帅与士卒同甘共苦，同时要求将帅能明察军队虚实之气。

“因”也是《兵略训》反复强化的概念，文中有“因民欲”“因时而变化”“因形而与之化”“因势”。“因”的对象有时、地、形、民欲和势等。时、地、形、势都是指的外部环境、事态，“民欲”属人的内部因素，因民和因势两点是《兵略训》特别重视的：“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民，区别于“人”，在先秦社会，人与神相对，民与君、臣相对，民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人是一个总称。势，古字作“埶”，字形从“坴”从“丸”，“坴”为高土墩，“丸”为圆球，字面意思是圆球处于土墩的斜面即将滚落的情形。《孙子兵法》所说的“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这个字的本义。“势”，就是从高处向低处演变的一种趋向和力量。民和势，一个是兵力基础，一个是外部事态，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内部善于因顺民心，外部善于因借战势，战争的胜算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势，本身包含“变”。无论是时、地、势，还是人心、士气，都处在变化中，所以战争中要时时注意各种因素的变化，善于灵活运用战术，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即主张运用所谓的“诈”术。

另外，战国末年至汉初，阴阳五行思潮弥漫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也渗透到军事思想中，《兵略训》所说“明于星辰日月之云、刑德奇賌之数、背向之便”，“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以及“持五杀^[9]以应”，皆是证明。

我们可以发现，《淮南子·兵略训》这几大关键词：道、义、心、气、因、民、势、变、诈、阴阳、五行具有鲜明的齐文化色彩。其中，道、因、民、变四概念是齐自姜太公立国以来的传统观念，姜太公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政策，根据齐地情况，变革周礼，顺应民心，发展经济。《太公》书是姜太公的治国思想，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在道家；齐桓公和管仲继承这一治国方针，又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的主张，富国强兵和礼义廉耻并重，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终成春秋首霸；后田氏代齐，原因也在于因顺民心，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势”，《老子》虽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第五十一章）之语，但并没把“势”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单独论述，是《孙子兵法》首次论述了“势”的内涵及在战略战术中的作用；其后的《孙膑兵法》继承了孙武的“势”论；稷下学者慎到有“贵势”思想。三人虽在政治、军事等不同方面贵势，但都是齐文化培养的结果。同时，孙武一反春秋之前的仁义之战，明确提出了“兵不厌诈”的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战术，使兵权谋学一派蔚为大观，也加深了战国秦汉时人“齐人多智诈”的印象。齐人智诈这一地域文化特点在战国秦汉间是比较突出的，司马迁、班固、郦食其、韩信、邹阳等都说过“齐人多变诈”一类的话^[10]。这种特点的形成原因近可在稷下学风中寻其端倪：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礼遇稷下先生，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远可追溯以兵权、奇计佐周文王倾商的齐太公。齐国产生的具有智诈特点的学术流派如兵权谋、纵横家、神仙方术等，以及一大批智谋之人如淳于髡、叔孙通、娄敬、公孙弘、东方朔、主父偃等更是有力证明。心论和精气说，以《管子》四篇论述最为精辟、透彻。而阴阳五行思想是齐人驺衍的发明。

《兵略训》中这些齐文化的核心概念，综合起来就是齐稷下道家的特点：既有道家的静因之道和心气说，也有儒家的爱民思想，法家的法、术、势，以及阴阳五行家的阴阳、五行论。这与《论六家要旨》所概括的黄老道家吻合，那就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www.xing528.com)

综合《兵略训》的战争观、制胜观和治军思想，以及所突出强调的主要概念，都可反映《兵略训》与齐兵学著作的紧密联系，可看出其鲜明的齐文化特征，从而确证《兵略训》这篇军事专著属齐兵学系统。

【注释】

[1]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43～1100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张震泽撰：《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2014年版。

[4]《六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二兵家类。

[5]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6]［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7]马宗霍云：“《淮南》书中‘权’‘钤’二字多通用。疑本文‘铃县’当作‘钤县’，‘钤’与‘铃’形近，传写笔误。‘铃县’犹‘钤县’也。《汉书·刑法志》‘日县石之一’，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县，称也。’权然后知轻重，故曰‘权县’。权其轻重而后动，即孟子‘量敌而后进’之意。”见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75页。

[8]根据王先谦《荀子集解》，见《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0页，“上不卬”，谢本作“上不足卬”，王先谦认为是后人妄加，依注文删“足”字。

[9]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克为“死”“杀”，故曰“五杀”。

[10]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带山海……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也说，齐地“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在情”。《汉书·郦食其传》记载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分析当时的形势，就点出了“齐人多变诈”的特点。《汉书·韩信传》记载韩信在平齐之后，向汉王刘邦自请称王于齐，理由也是“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汉书·邹阳传》记载，汉景帝、武帝时期的文学家邹阳总结不同的地域文化，说：“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时，分封三子立国于齐、燕、广陵，帝各据其地风俗而在策书中予以劝勉。涉及齐国的文字为“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