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申公《诗》学的笃守遗经不同，韩非《解老》则颇能“通经致用”。
上引容肇祖以思想矛盾论证《解老》《喻老》非韩非之作，其举例有曰：“《五蠹》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又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又《心度》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这是主张因时变法的。《解老》说：‘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上所说：‘数变法’，固然不是韩非的主张，而韩非的‘不法常可’，亦和‘贵虚静而重变法’的见解有别。《解老》既然和《五蠹》的思想内容根本上不能一致，我以为似乎不是韩非所作。”[28]
容氏仅仅静态看待文本，而未尝注意思想与历史之交织。据《汉书·韩安国传》[29]自高帝五世与匈奴和亲。武帝时，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建言诱击匈奴单于。武帝召问公卿，王恢对曰：“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此乃用法家义。《韩非子·内储说上》：“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故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形，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雚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30]王恢实以和亲为“水形懦”，故匈奴屡屡入寇；故建言采“火形严”之策，使其恐惧，方可止其侵扰。御史大夫韩安国曰：“不然。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勿击便。”按《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31]此即安国“圣人以天下为度”之语所本。韩非亦有此义，《八奸》：“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32]
恢曰：“不然。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臣故曰击之便。”此为法家通义。《商君书·更法篇》：“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故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33]至于韩非的相关论议，已见容氏所引。安国曰：“不然。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是以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臣故曰勿击便。”安国“利不十”之言即本于《更法篇》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34]“作事”见于《周易·讼·象传》：“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35]安国之义正与容引《解老》“治大国若烹小鲜”之义相当。此可证《解老》所言必为韩非之义。
恢曰：“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臣故曰击之便。”按上文王恢曰：“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又曰：“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以汉与匈奴区别对待，分别施以仁威，此即法家别内外之义。《韩非子·用人》：“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则燕不用而鲁不附。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36]《老子》第八十章论“小国寡民”有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7]则其国内之民仍有往来，此正别内外之义。《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38]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且臣闻之，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夫盛之有衰，犹朝之必莫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www.xing528.com)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乱。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单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从恢议。此处韩王之辩实暗含先秦兵学之变。《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39]所谓“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正谓早期兵学与作战方式，乃以军法、军令为核心，讲究阵法队形，宋襄公的泓之战便是这种作战方式的典型，司马穰苴则是以军法治军的典型。因此，早期兵家的军法与法家的律令有着很深的关联。春秋后期至战国，乃以变诈用兵，以战场胜利为唯一目标，于是兵学丕变。显然，韩安国所言正是早期兵学军法之义，王恢所言则是战国兵学变诈之义。安国所言“正治”一语见于《周礼·地官·乡师》：“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犯命者。”[40]正是以军法治军之义。而王恢所言变诈又与法家相通。《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以明不欺”；但在对魏国的战争中，则以故友之情骗取魏将公子卬见面，“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41]。《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一兵权谋类序言：“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42]其中且著录《公孙鞅》二十七篇[43]，即商鞅一派法家以变诈用兵之作。《韩非子·难一》：“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请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于此？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之计也。”[44]此亦合于《老子》第五十七章之“以奇用兵”，河上公注：“奇，诈也。天使诈伪之人，使用兵也。”[45]故安国终以无辞，武帝卒用王恢之谋。
《汉书·匈奴传》赞：“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46]王恢所言，皆纯为法家之义，是可通于兵家介胄之士。马邑之役其详见于《汉书·匈奴传》：“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保此亭。单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汉谋，乃下，具告单于。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兵，单于不至，以故无所得。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建造兵谋而不进，诛恢。”[47]法家对人的根本认识即逐利。《韩非子·难一》于君臣之伦竟谓为“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48]。加之汉人对于匈奴的基本认识便是“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49]，故而以利诱致单于视为理所当然。出乎意料的是，单于虽为利诱亲至马邑，却并未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畜布野而无人牧”，显然是汉军试图以此诱使匈奴纵兵大掠，然后乘乱出击。所谓“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兵，单于不至，以故无所得”，乃出于猴子捞月之后的讳饰[50]。在此，匈奴单于表现出审慎之德，士卒也维持了良好的军纪。反观汉廷，利诱单于失败之后，“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犹颇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乃自杀”。[51]。王恢欲贿赂苟免，丞相田蚡纳贿枉法，武帝则坚持杀王恢以泄愤卸责。朝廷上下，利令智昏。
韩安国则非缙绅之儒。《史记·韩长孺列传》谓安国（字长孺）“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邹田生所”。《汉书·韩安国传》作“韩子杂说”。《索隐》：“安国学韩子及杂家说于邹县田生之所。”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汉书》从其说，于“韩子”加书名号，且在其与“杂家说（杂说）”之间施以顿号。[52]所谓“杂家说（杂说）”实即黄老之说。江瑔《读子卮言》曰：“其有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为独多者，则惟杂家。盖杂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诸家者皆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此不过采诸家之说，以浚其流，以见其王道之无不贯，而其归宿，固仍在道家也。杂家之书最著者，为《吕氏春秋》……其八览六论，实采于黄老……次若《淮南子》，亦半近道家之言。淮南王安本喜黄老之学，其书分内外篇，颜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所谓论道者，盖论道家之道也。”[53]以李悝、商鞅为代表的早期法家即以律令为核心，重在制度变革。而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后劲则深受黄老之学影响，注意到律令之外尚有广阔天地。江瑔《读子卮言》曰：“申不害、韩非之学，皆本于黄老（《史记》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子喜刑名法术而其归本于黄老），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言申韩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韩非著书亦有《解老》《喻老》之篇。《管子》一书，《汉志》列于道家，《隋志》以后则入于法家。而慎子亦法家之徒（按《汉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荀子谓其蔽于法而不知贤（按不知贤即老子之不尚贤），杨倞注亦谓其术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是可知法家诸人，无一不本于黄老者，此法家出于道家之证也。”[54]可见，所谓“韩子杂家说（杂说）”实为一体，即战国后期至汉初流行之刑名黄老之学。“韩子”不必用书名号，其与“杂家说（杂说）”之间也不当加顿号。由韩安国的论辩来看，他显然不同于王恢的纯然法家，而正是黄老化了的法家。
《新序·善谋》下篇备载韩王之辩，于马邑之役后曰：“其后交兵接刃，结怨连祸，相攻击十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相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孝武皇帝后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诏却曰：‘当今之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今乃远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继嗣以定，从韩安国之本谋也。”[55]明确以韩王之辩上升到历史转折的高度，即韩安国代表了汉初以来的黄老清静无为之治国方略，武帝则利用王恢等法家以逐利求名，最终在国家危亡之际回归黄老清静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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