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经学中，最为核心的即鲁《诗》。鲁《诗》学无《传》，仅有《故》，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经书的“原教旨”。《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评骘三家，虽未及毛《诗》，而实以《毛传》为正解，盖以此文出自刘歆故云然。然即便如此，刘歆仍然承认在三家之中，“鲁最为近之”，是因为鲁仅有《故》而无《传》，笃守经义，不做发挥。上引杨树达所引《汉书·儒林传》语，《史记·儒林列传》作“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索隐》：“谓申公不作《诗传》，但教授，有疑则阙耳。”[18]《儒林传》颜师古注亦曰：“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19]正是此意。申公教授史传无传，由其后学王式可略窥一斑。《汉书·儒林传》王式授徒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其弟子“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20]。此正如《论衡·定贤篇》所言：“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21]
正因此，当汉武帝欲有所作为，首先援引的正是鲁学申公师徒。《史记·儒林列传》，申公弟子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22]。其后武帝议封禅，《史记·封禅书》：“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常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23]徐偃、周霸皆申公弟子，见《儒林列传》。[24]在武帝看来，这帮腐儒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汉书·儒林传》：“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25]所谓“朴学”，无疑是指申公鲁学。王式之用经亦然。《汉书·儒林传》：“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26]王式为王授《诗》，虽然情深意至，但是由于不能脱离《诗经》文本，有所发挥，所以终未能感悟昌邑王，甚至未曾形成独立文本，作为谏书。皮锡瑞《经学历史》举王式此例论汉儒“通经致用”，“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27]，而罔顾其实无效验，不知何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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