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思想文献比较复杂一点。黄老思潮绵延时间较长，涉及的思想家也较多，但黄老学思想文献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有必要予以梳理和分析。
黄老学派最重要的传世文献包括《管子》《淮南子》、马王堆出土黄老帛书（《经法》等四篇）等。
（1）《管子》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黄老传世文献。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的内容比较杂乱，包含了不同思想学派和不同时期的文献。不过总体来说，可以认为《管子》集齐学的大成。[24]张舜徽说：“《管子》，丛书也。囊括众家，罔不赅备，盖汉以上学者杂钞汇集而成。迄乎西汉之末，刘向校书秘阁，获见中外书凡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后世又亡其十篇。即今所存七十六篇之中，糅杂亦甚矣。”[25]
《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是典型的黄老学思想文献，此外还有若干篇什（如《枢言》《宙合》等）的思想倾向近于黄老。[26]《管子》四篇的作者问题聚讼已久，将《管子》四篇视为一组文献，始于刘节，后来郭沫若作了进一步辨证，以为“《心术下》与《内业》实在就是一篇”，“《心术》下篇是《内业》的副本”。他的结论是，《管子》四篇是宋钘、尹文的遗著。[27]郭氏的说法影响很大，然而，蒙文通认为，《管子》四篇出于田骈、慎到（也许还包括接予）学派之手。[28]裘锡圭也认为，《管子》四篇出于田、慎学派，他还根据四篇的思想特点名之曰“道法家”，与蒙文通说不谋而合。朱伯崑的考证亦表明，《管子》四篇乃齐国黄老学派慎到一派的著作，而非宋、尹遗著；[29]进一步的推敲又表明，《内业》《心术下》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差异，简单地说，《心术下》重视刑名，《内业》偏重于养生，旨趣不同：“《心术》《白心》，既谈养生，又谈刑名，而《内业》只谈养生，不谈刑名。”[30]总体来说，蒙、裘、朱诸氏的看法朴实有据，近是，就是说，“四篇”出于慎到或受慎到一派影响的可能较大，而出于宋、尹学派或受宋、尹学派的影响较小。
《管子》四篇的道家倾向是明显的，可以说它们就是黄老学的代表作。然而，《管子》中的黄老篇什恐怕不能限于“四篇”，比如说《枢言》《法法》《九守》《七法》《四时》《君臣上》《君臣下》等，都呈现出道法合流的思想形态，应该说，都可以归属于黄老学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管子》保存了管仲遗说，《管子》的许多篇什出于管仲学派。例如张岱年就认为，《管子》四篇既非宋钘、尹文著作，亦非慎到著作，而是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学派的著作。[31]
（2）《淮南子》的思想骨架和精神气质可以说就是“黄老意”。《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归类为“杂家”，也许是有见于它的“杂合”“杂芜”性质，然而，从思想脉络上分析，《淮南子》“杂芜”的性质与特点是它以黄老学思想为中心，兼采儒墨、刺取名法造成的，正如高诱所说：
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叙目》）
可见，《淮南子》并不是拼凑起来的“杂拌儿”，也就是说，《淮南子》融合儒、墨、名、法的思想不是无原则的，同时也不是盲目地沿袭老庄之说；相反，去取之间，《淮南子》的编撰体现出了黄老学的精神，那就是以老庄“道论”为理论基础进行的“兼综”。如果说老庄哲学未免以邻为壑的话，黄老学则努力架设融通诸子百家的“桥梁”，比如说老庄不遗余力地诋毁仁义，黄老学则比较正视仁义道德的积极作用。
（3）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四种（《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是否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目前仍没有明确的答案。唐兰检出这四种帛书和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间著作（例如《管子》四篇、《鹖冠子》、《淮南子》）的相同之处（词句、思想）颇不少，据此他认为它们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32]唐氏的看法影响很大；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唐兰的考证还不够确凿，而宁愿称之为黄老帛书。[33]魏启鹏称之为“黄帝书”，但我们认为，这个名称亦值得商榷，因为“黄帝书”的范围十分广泛，所以还不能充分反映这四种古佚书的思想特点。不过，人们公认马王堆出土的四种古逸书与《管子》四篇、《淮南子》、《鹖冠子》等黄老学文献数据在思想上一脉相承，所以，在没有更明确的证明它们就是《黄帝四经》论据之前，还是称之为“黄老帛书”或者“黄老佚书”比较妥当。
除了以上三种，黄老文献呈现出广泛而零散的特点，比如说，那些稷下先生的断章与残篇都是珍贵的黄老思想文献。另外，还有不少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著作留存了大量的黄老思想史料，值得梳理和挖掘，比如说：(www.xing528.com)
（1）《文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列于道家，班固注曰：“似伪托也。”怀疑它的真确。文子，老子弟子，佚其名字里籍。（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显然它属于道家著作无疑，但应该进一步明确它的黄老学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其实就是老庄和黄老过渡的中间环节或者桥梁。人们一直以为《文子》为“伪书”，因为今本《文子》的部分文字与《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相似乃至相同。[34]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文子》残卷，证明了《文子》确是汉初古籍。张岱年推断《文子》乃汉文景之时的黄老学派的著作，从今本《文子》来看，比较确凿。[35]总之，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子》的文献与思想，丁原植对此做的一些探索是有意义的。[36]
（2）《庄子》外、杂篇。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很值得注意。笔者认为，《庄子》中的“天字号”篇什，例如《天道》《天地》《天运》《天下》，都有明显的黄老学思想倾向。刘笑敢指出，《庄子》中的“黄老派作品包括《天地》《天道》《天运》《在宥》《刻意》《缮性》《天下》七篇”，所谓“《天道》诸篇”。这一组文章与《庄子》内篇思想不同，却与汉墓黄老帛书的思想特点及司马谈对道家的评述基本一致，“因此我们称这一组文章的作者为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37]。
《天道》诸篇或“天字号篇什”呈现出从老庄道家“剽剥儒墨”到黄老学融合儒、法、名、墨、阴阳诸家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强调“人道”法则“天道”的思想倾向。[38]黄老学盛言的“刑名”已在《天道》诸篇中初见端倪，而“刑名”理论正是黄老学统撮、融合诸子百家（特别是儒、法）的重要理论基础。黄老学特别强调“天道”的重要性，所谓“天道”思想已略具“自然法”观念的雏形，也就是说，庄子后学中的黄老学派，通过把“天道”展现为“大道之序”“四时之序”来论证“人道”（政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从而“兼赅”儒、法、墨、阴阳诸家。[39]实际上，《庄子》“天字号篇什”中的黄老学思想尤其重要，因为黄老学的理论框架已然确立于其中。我们将据以分析、讨论黄老学的理论问题。
（3）申不害（前400—前337）、韩非（前280—前233）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说：“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非子也说申子讲求的“术”，要以“循名责实”为基础。（《韩非子·定法》）从《韩非子》引述的“申子曰”来看，大都是刑名之说。可见，法家十分重视“刑名”。司马迁还指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著作已佚，残篇保存于《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申子·大体篇》。钱穆说，黄老道德之学出于申子之后，所以申子只言“术”，而不谈虚无因应、变化无为。[40]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老派实包括法家”[41]。
（4）《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诸多篇什亦出于黄老学派之手。《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蒙文通说：“《吕览》是黄老一派。”[42]他还指出，“《吕览》中《去宥》《去尤》二篇应当是有取于宋子别宥的学说”[43]。吴光也认为：“《吕氏春秋》学派应当归属于道家黄老学派，而不应当归于杂家。”[44]陈奇猷详细辨明了《吕氏春秋》诸篇什的“出处”，比如说，他认为《正名》以及《审分览》八篇（即《审分》以下八篇）“皆法家之言”，乃“尹文学派之著作也”。[45]按，《正名》与《审分》诸篇与其说出于法家，不如说渊源于黄老。同样，《淮南子》是黄老学派的著作，而且是汉初黄老学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淮南子》把黄老理论“推展到了顶峰，发挥到了极至”[46]。班固说杂家出于“议官”，恐怕是他的私臆。我们认为，“杂家”之称也许是汉人不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产物。[47]其实，我们通过司马谈的“六家”，刘向、班固的“九流十家”来认识先秦诸子，往往有驴头不对马嘴之感，“是知六家九流之言，翻为削足适履。辨章学术，夫岂易言哉！”[48]
（5）《鹖冠子》蒙“伪书”之污名久矣，但那些“辨伪文字”殊不可靠。吴光力辟陈说，认为它虽然“杂芜”，却不是“伪书”，并推断它是“鹖冠子学派的集体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至秦楚之际”。[49]黄怀信详细考订《鹖冠子》的撰作时代，“当在公元前二三六至前二二八年之间”[50]，属先秦旧籍。可以说，马王堆帛书《黄老佚书》的出土，为《鹖冠子》洗刷“伪书”的罪名提供了新的契机，因为《黄老佚书》中的不少文句正同《鹖冠子》，同时也明确了《鹖冠子》系黄老学派的作品。
（6）“伊尹书”出于道家黄老学派的伊尹学派。思想史上的伊尹学派由于文献缺略，长期以来隐晦不明。《汉书·艺文志》著录《伊尹》五十一篇，列于道家；《伊尹说》二十七篇，列于小说家，估计与《宋子》的内容和性质相近。这样看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伊尹·九主》更显得弥足珍贵了。据李学勤、魏启鹏的考证，《伊尹·九主》乃《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之佚篇，从思想上说，它“明分守，绳法则，审名命，畅论君人南面之正道与失误，对《申》《韩》《吕览》《管子》及黄老帛书等都有深刻影响”。其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末期，伊尹学派的思想可以“称之为前黄老形名之学”。总之，《伊尹·九主》是“探索道家，包括黄老之学历史渊源的重要著作”[51]，值得重视。
陈奇猷最早指出道家者流中确有伊尹学派，他说：“此篇（《吕氏春秋·先己》）出于道家伊尹学派无疑。《伊尹》书虽佚已久，得此篇存，亦可窥伊尹学派之梗概。《伊尹》书未必即为伊尹所作，但观上论，先秦道家者流中确有伊尹学派甚明，然其学不著，故先秦书未有道及此一学派者。”[52]他还考证出，《吕览》中的《先己》《论人》《本味》《恃君》《长利》《知分》《赞能》诸篇什保存了伊尹学派的遗说。此外，夏毅榕还注意到，《管子·轻重甲》《淮南子·齐俗训》中保存了伊尹学派思想材料之片断。[53]
（7）《国语·越语下》《越绝书》诸书所记的计然、范蠡学派亦值得重视。过去，人们认为计然即文子，因为裴骃《史记集解》曰：“计然姓辛，字文子。”然而，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看法是，文子的“文”应该是“姓”，就是文子与计然仍是两个人。计然据说是越国勾践的重臣范蠡之师。《范蠡》二篇，《汉书·文志》著录于兵权谋家，已佚，《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范子》辑本。然而，目前保存范蠡思想最多也最系统的是《国语·越语下》，重要的是《越语下》载记的范蠡天道思想（大约有十七八条之多），以及《越绝书》记载的不少范子（蠡）、计倪之说，颇近乎《晏子春秋》之体例，此恰恰可以与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等黄老文献相印证。这表明了黄老学早已播散于吴越，流行于齐、楚两地之外了。《越语下》载范蠡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可见范蠡特别强调“时”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这当然是道家黄老学派的基本共识。而且，范蠡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黄老帛书《十大经·姓争·观》则曰：“刑德皇皇，日月相望。”范蠡曰：“上帝不考，时反是守。”黄老帛书《十大经·观》曰：“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彼此之间，若合符节。无怪乎李学勤认为见于《越语下》的范蠡之说属于黄老；王博以为范蠡是最早将老子和黄帝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乃黄老之学的雏形。可见，流传于吴越的黄老学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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