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镇疆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内容大部雷同，用现在古书体例研究的常用语来说，可称为“互见”或“重文”。本文拟讨论的是其中关于举荐贤才的所谓“三选”之法，为论述方便计，兹将两篇内容俱列如下：
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谓之三选。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1]
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管子·小匡》）
以上两篇文章关于举荐贤才的所谓“三选”，其实就是指选拔贤才要分别经过乡里推举、官长举荐、君主亲自考核等三个步骤[2]，这显示了古代于举荐贤才之程序上是极严格的。笔者认为，这里的“三选”，尤其是第三选，即通过与贤才的交谈、察其言论来考察对方，如所谓“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此为《齐语》文；《小匡》作“召而与之坐”，“坐”字味同嚼蜡且流于想当然，当系后人妄改）云云，其实是古代重要的选人之法。类似记载见《史记·殷本纪》。该篇提到武丁得傅说的过程，其中有“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这样的记载，所谓“得而与之语”与《齐语》的说法基本一致。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史公此处的文献来源，但就其“得而与之语”与《齐语》表述的一致性看，这应该不会是史公的想当然之语，而当是有着确凿的文献依据的。更重要的是，这则例子出现于武丁得傅说这样在古代具有典范意义的“举贤”例子中，这应该也不会是巧合：它昭示这种“得而与之语”的言论考察，几乎是早期考察贤才的必由步骤。这样的步骤，其实就是古代的“官人”术，而我们在这样的“官人”术中，也同样发现了这样的言论考察。
关于古代的“官人”之术，以《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和《逸周书·官人解》论述最为详致。两篇文章同样也属“互见”关系，内容大致相同，而就完整性来说，尤以《大戴礼记》为甚，内容较之《逸周书》也稍多。这两篇文章的性质，前人谓即“周家官人之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出从六个方面全面考察一个人，即观诚、考志、视中、观色、观隐、揆德，然后再“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也”（此《大戴礼记》语，《逸周书》无），正扣“官人”之题。至于这么做的目的，《大戴礼记》后面的“任七属”中已说得很明白，即“先则任贤”，其为举贤任能可谓昭昭明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六个方面的“官人”之法，其中的“考志”就是通过考察言论达成的，我们在这一条中也恰恰发现了我们上文讨论比较多的表述模式：“二曰方与之言，以观其志。”此与《齐语》的“召而与之语”、《史记·殷本纪》的“得而与之语”可以说基本一致。《文王官人》篇已说如此察人的目的是“任贤”，《齐语》中桓公的“三选”之法也是为了举贤，《史记·殷本纪》的例子更是出现在武丁得傅说这样经典的举贤例子中，这再次说明这种考其言行的“官人”之法是早期举荐贤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文王官人》篇中，所谓“方与之言，以观其志”仅仅是六法之一，而单是这一法的文字篇幅就将近五百字，详细讨论诸如“日益”“日损”“有质”“无质”“平心而固守”“鄙心而假气”“有虑”“愚赣”“洁廉而果敢”“弱志”“质静”“始妒诬”“治志”等十三种情况，分类之细，论述之委曲，都让人叹为观止。就此而言，《齐语》《史记·殷本纪》中所见不过是吉光片羽、只鳞片爪，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逸周书·官人解》等篇才是这种观念的“大本营”。当然，一旦我们明确此二篇是“官人”之法的大本营，则对上述《齐语》与《小匡》之间的文字歧异，也会有正确的判断。如《齐语》云“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而《小匡》作“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疚”与“肉”差别明显。韦昭注《齐语》云：“疚，病也。豫设以国家之患难问之，不病不能也。”而学者注《管子》径自以《小匡》为是，注云：“其人既可，将立之，又时设问国家之患，以知智谋之深浅，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谓皮相也。”[4]其实，在《逸周书·官人解》六征的第一征中有这样的话：“设之以谋以观其智。”[5]其第二征中又言：“设之以物而数决，敬之以卒而度应，不文而辩，曰有虑者也。”[6]两句俱言“设”，其实即韦注所说的“豫设以国家之患难问之”，或者依《逸周书·官人解》，对要考察的人，要么问之以“谋”，要么问之以“物”，来考察他们的反映或回答。准此，对于上述《齐语》与《小匡》之间“疚”与“肉”的差异，显当以前者为是，理解为“不病不能”，而《小匡》的“肉”当系误讹，至于学者所谓“骨肉”“皮相”释，无疑就更加离题万里了。
另外，说到举贤及尚贤，《墨子》一书更是辟有专篇，而我们在墨子关于举贤的论述中，其实也能找到上述“官人”之法的蛛丝马迹。《墨子·尚贤中》云：
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其中的“听其言，迹其行”，也当是与《齐语》的“召而与之语”、《殷本纪》的“得而与之语”、《文王官人》的“方与之言”类似的考察言论之法。可资证明的是，墨子所说“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强调“能”，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下文提及“九用”时也说“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也”——“事能”与“官能”，其义一也。此外，墨子还提到对考察合格的人才使用，如“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最后讲到对于考察合格人才使用原则的“九用”中亦有“平仁而有虑者，使是治国家而长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长乡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这里的“治国家”“长乡邑”“莅百官”与墨子的“治国”“长官”“治邑”可以说完全一致（次序微有差异）[7]，充分说明了墨子所讲同样是古代的“官人”之法，这与上述《齐语》《殷本纪》《大戴礼记》的记载都是相通的。这也说明，古代诸如“与之言”“与之语”的“官人”、举贤之法，既可以说久有源流，也可以说在古代是流传很广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晚近新发现的出土材料中，也发现了与上述《齐语》《小匡》《殷本纪》《文王官人》《官人解》类似的“官人”之法。试看清华简《芮良夫毖》下面几句文字：
恂求有材，圣智勇力。必探其宅，以貌其状。身与之语，以求其上。
这几句明显也是讲举荐贤才[8]的，其中“恂求有材”尤可证。需要关注的是其中“身与之语，以求其上”，这两句没有释字疑难，但此前学者的理解较少深中肯綮者。其实，这两句的意思同样是说对于举荐过来的贤才，君王要亲自与之谈话，察其言论，即所谓“身与之语”。所谓“身与之语”云云，与《国语》《管子》《史记》《大戴礼记》《逸周书》所谓“召而与之语”“得而与之语”“方与之言”又是绝类[9]。《芮良夫毖》还提到如果考察合格，就“以求其上”，这里“上”应该是使动词，使居上位的意思。这与《齐语》的“升以为上卿之赞”、《小匡》的“登以为上卿之佐”亦相一致。[10]所谓“上卿”，已经足以昭示《芮良夫毖》下句“以求其上”之“上”字的意蕴了。《芮良夫毖》与上述文献的关联，再次说明古代关于举荐贤才的“官人”之法流传是很广的。
当然，一旦我们厘清《芮良夫毖》等篇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的关系，会为我们理解《芮良夫毖》“身与之语，以求其上”前面的“必探其宅，以貌其状”一句提供准确的文献背景。这两句尤其是前一句“必探其度”，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学者或以为“探”字早期材料未见，指其相对晚出。[11]其实，这两句夹在“恂求有材，圣智勇力”和“身与之语”之间，同样也应该与举荐贤才的“官人”之法有关。“必探其度”，其中之“度”整理者原释“宅”，但无说。王瑜桢认为释“宅”不准确，主张释为“度”，并引《左传·昭公十二年》“思我王度”为证，认为“简文这一段都是在说明寻求人才的条件，因此君主务必探知人才的器度才能”。所谓“器度”一语，颇为抽象，亦觉未安。其实，《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的一处表述或许会对此字的释读提供参照。该篇观人六法的第一法中，有这样的句子：“探取其志，以观其情。”[12]所谓“探取其志”应该是与《芮良夫毖》“必探其度”最接近的辞例。但作为“探”的宾语，一则为“志”，一则为“宅”，何者为是？《芮良夫毖》对应“宅”的字为楚文字中常见字形，目前以释“宅”和“度”较为常见，两字读音也很接近，经书中古文常作“宅”，而今文多作“度”。这恐怕也是整理者释为“宅”和王瑜桢释为“度”的缘由。其实，《文王官人》的“志”读音与它们也很相近。考“宅”字上古音属定母铎部字，“志”是章母之部字。声母同属舌音，韵部之、铎为旁对转。我们认为，《芮良夫毖》此字确以释“度”为佳，但王瑜桢“器度”的理解则恐又偏离了正途。其实，参考《文王官人》的“志”，“度”当理解为“意度”或“谋”。“志”与“谋”或“意度”均属心智语汇，明显较“器度”更近。更重要的是，古文献中“度”训为“谋”或“意度”较为多见。《书·吕刑》“何度非及”、《诗·大雅·皇矣》“爰究爰度”其中之“度”，均以释“谋”为常。《大戴礼记·五帝德》：“三王用度。”王聘珍亦解“度”为“意度”，《楚辞·九章·惜往日》“君无度而弗察兮”，前人解其中之“度”又为“心中分寸”。[13]《芮良夫毖》中“必探其*”，作为“探取”的宾语，“*”肯定是名词，故此字仍当以释“度”为优，理解为“谋”或“意度”。我们推测，《文王官人》的“志”，由于读音与“宅”“度”接近，其实不过是用另一个更好理解的心智语汇“志”来代替罢了。该篇反复言之的“考志”“观志”“弱志”“治志”“诚志”，等等，充分说明“志”在考察一个人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所谓“志”，即“度”或“意度”。[14]《芮良夫毖》篇下文还云：“不秉纯德，其度用失营。”其中之“度”字与前同形，整理者释为“度”，其实读为“志”亦可：前面强调“不秉纯德”之“德”，后面接着说其“志”如何如何，“德”与“志”，都属心智语词。整理者在注释这一句时，还专门引到了《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烦乱之而志不营”及卢辩注“营，犹乱也”[15]。整理者主要想解释“营”。但请注意，所谓“烦乱之而志不营”，而上文提到《芮良夫毖》有云“其度用失营”，如若将其中的“度”替换为“志”，即“其志用失营”：一则为“志不营”，一则为“志用失营”，辞例可谓极为接近。总结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芮良夫毖》的“必探其度”，其具体意思就是通过“探度”即“探志”，也就是弄清一个人的内心所思、所想来详细考察一个人，用大戴的话说即“考志”，这依然是“官人”之法。下一句的“以貌其状”，“貌”字整理者原释为“亲”，后来陈剑改释为“暴”，读为“貌”[16]，广为学者所引述。陈氏改释从文字学上说，证据已很充分。现在我们也可以据《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为陈氏之说补充点文献方面的证据。此篇“官人”之法的第二条中提道：“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曰有质者也。其貌固呕，其言工巧，饰其见物，务其小征，以故自说，曰无质者也。”下文还称“多稽而俭貌”是“质静”。在第五条的“观隐”之法中又说“面宽而貌慈”是“隐于仁质也”，“观忠尽见于众而貌克”是“隐于交友也”。第六条的“揆德”之法中又说“饰貌者不情”。如此种种，看来在古代的“官人”之法中，对于一个人的“貌”与其品性、质量之间的关联有详尽的考虑。或者说由于“饰貌”和“隐”的原因，仅仅看一个人的“貌”还无法准确判断一个人的质量。由此我们再来看《芮良夫毖》的“必探其志，以貌其状”——如果能探知一个人内在的“志”，无疑就有利于“描绘、形容、表现出其‘状’”[17]，可谓文从句顺。尽管《文王官人》篇之“貌”多系名词，而《芮良夫毖》的“以貌其状”之“貌”实为动词，但它们关注的问题无疑是有很大共性的。顺便说一句，《芮良夫毖》所谓“必探其志，以貌其状。身与之语，以求其上”这样的“官人”之法，重视一个人的质量与外貌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非常强调考察一个人的“言”，而我们发现另一篇同样打上“芮良夫”标签的文献，对此也有惊人一致的表述，《逸周书·芮良夫解》云：
我闻曰：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惟尔小子，饰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终弗获用。面相诬蒙，及尔颠覆。
所谓“以言取人，人饰其言”“饰言事王”，既说明“言”的欺骗性，也说明察言的重要性。而所谓“王貌受之”，同样提到“貌”，即指王受到伪饰之“貌”的迷惑而任用这样的人，最终“面相诬蒙，及尔颠覆”。这两篇讨论的话题可以说有惊人的相似性。《逸周书·芮良夫解》一般认为系芮良夫劝谏厉王之语，而《芮良夫毖》公布之后有不少学者怀疑其为芮良夫作。就两篇所涉察人、官人之法的一致性上看，我们认为《芮良夫毖》作为芮良夫的作品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
另外，顺便要提到，《芮良夫毖》在“必探其宅”句前，还有“和专同心，毋有相力攵”两句。其中之“力攵”整理者认为当读为“负”[18]，学者后来结合郭店简材料主张释为“饰”，意为“巧饰”[19]。今按，后说是。可资证明的是，《文王官人》篇多处亦提到考察一个人要注意其“饰”的问题。如上举第二条中的“不饰其美”“饰其见物”（亦见第五条），第五条中还有“人有多隐其情，饰其伪”，第六条还有“饰貌者不情”，最后总结时又说“伪饰无情者可辨”，均是其例。更重要的是，“揆德”一条中还提道“合志如同方，共其忧而任其难”云云是“交友”[20]之道。所谓“合志”“同方”“共其忧”与“毋有相力攵”前的“合专同心”更相一致。然则，所谓“合专同心，毋有相饰”就是说要同心合力，不应有所伪饰。因此，下面的“必探其宅，以貌其状。身与之语，以求其上”不过是就如何破除伪饰，得其本真，从而达到准确选人而提出的具体“官人”之法。
由上述所论看，关于古代“举贤”的“官人”之法，《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甚至《史记·殷本纪》，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当然，作为“官人”之法的专篇论述，还是要以《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或《逸周书·官人解》篇为“大本营”。清华简《芮良夫毖》相关文句同样也属“官人”范畴，因此也只有放到《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或《逸周书·官人解》这样“官人”文献背景下，才能获致正确的理解。如果《芮良夫毖》为西周芮良夫的作品可信，则其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逸周书·官人解》《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甚至《史记·殷本纪》等篇在“举贤”或“官人”之法上的关联，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些文献的材料来源及年代学特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注释】
[1]［战国］左丘明著，［三国吴］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www.xing528.com)
[2]对于“三选”，韦注谓：“谓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陶鸿庆则认为“三选”分别是“令官长选官之贤者而复之”、公省相其质、退而察问乡里（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2页）。就三选所经过的范围看，无论是韦注的“乡长所进”还是陶氏的察问乡里，都说明乡一级的考察是存在的。
[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57页。
[4]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7页。
[5]《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此句作：“挈之以观其知。”
[6]《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设”字作“执”，当系误讹。参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三，“大戴礼记下”之“执之以物”条及裘锡圭《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见《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册，第451页。
[7]《左传·襄公十五年》提到公子午等人分任令尹、右尹、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莫敖、箴尹、连尹、宫厩尹，可以说从冢卿到基层官员一应俱全，因此，《左传》引君子的评价说：“楚于是乎能官人。”亦属“官人”。《左传》所记虽是楚国官制，但就其记载官制从高到低的系统性来讲，确可佐证《大戴礼记》《墨子》中所谓“治国”“长官”“治邑”的说法非虚。
[8]王瑜桢曾依文义将《芮良夫毖》分成若干段，此处属王氏所分第四段，其文义即总结为“毖王与重臣应当德举贤”（参王瑜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芮良夫毖〉释读》，见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6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84页）。曹建国总结这几句所在的段落也说：“这段简文是说要同心协力，并求推荐贤才。”参曹建国：《清华简〈芮良夫䛑〉试论》，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9]子居认为此“身与之语”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左师闻之，聒而与之语”相近（参子居：《清华简〈芮良夫毖〉解析》，载“孔子2000”网），可以说并没有找到此处文句的准确出处，因此理解上也就存在这种隔膜。
[10]李学勤先生认为《小匡》的“佐”当系对《齐语》之“赞”的“浅明”化改换，参李学勤：《古文献丛论·〈齐语〉与〈小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1]子居：《〈芮良夫毖〉解析》，载“孔子2000”网2013年2月。
[12]《逸周书·官人》作“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所谓“复征其言”云云，当系误讹，因为与下文的“方与之言”明显重复。
[13]以上及更多辞例，可参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96页。
[14]这也提醒我们，出土文献中很多释为“度”的，读为“志”可能也是合适的。像最新的证据，清华简七《子犯子余》篇蹇叔的话有“凡民秉度端正僭忒”，其中之“度”亦与上述《芮良夫毖》所谓“探取其*”之“*”同形，“度”为整理者所释（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中西书局2017年版，下册，第96页）。其实，此处读为“志”也很合适：“凡民秉志端，正僭忒。”非常明顺。
[1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52页。
[16]陈剑：《清华简（伍）与旧说互证两则》，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5年4月。
[17]参上揭陈剑文。
[1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51页。
[19]邬可晶：《读清华简〈芮良夫毖〉札记》，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古文字研究》第30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8页。
[20]大戴作“至友”，此从《逸周书·官人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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