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论丛：王道之德与贵民之义

在孟子的王道论体系中，人民居于首要的地位，是决定国家政治活动乃至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处理一切问题均应以民为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突出的地位。孟子的民本论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其一，民贵君轻。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国家是由人民、土地、政权所组成的。从孟子所持的“性与天道”的观点来看，人是与天相感通的，故其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王道主义学说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居于首要的地位，社稷（土谷之神）次之，君为轻。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天下之组织系统来看，天下是由众多国组成的，国是由众多的家组成的，而家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所以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个人是组成天下的基本元素。个人即人或民。无人民，便无天下国家。二是从组成国家的要素来看，国家是由人民、土地组成的。（《孟子·万章上》）民以食为天，而“食”是由土谷之神（社稷）来供应，可见社稷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人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但社稷之神毕竟是为人民服务的，因而是第二位的。人们平时要以上等的礼仪祭祀土地和谷神，但是，当社稷之神不负责任，神性不灵验时，人民则有权改立社稷之神，用孟子的话说是“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而国君不过是上天暂时委任的保民官。如失去民心，上天就会改立另外的有德之人当天子。正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其二，人民有权推翻暴君。由于人民乃上天之骄子，历史之主体，因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天子才能成为天子。这叫做“得乎丘民为天子”。如果贵为天子，而不能与万民共忧乐、同甘苦，相反，为个人的享乐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中而不顾，那么人民就可以像汤推翻夏桀，武王伐纣那样奋起革命，推翻暴君。这种替天行道、诛伐独夫民贼的行为完全是正当的。《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的行为，完全是顺乎天意、得乎民心的正义之举。对于这样的暴乱之君，如有人奋起而诛之，则是替天行道，诛杀独夫民贼，而不是“弑君”。黄宗羲“君为天下之大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正是从孟子这里脱胎而来的。

其三，君臣关系相对论。孟子从人民历史主体性出发，提出了民本主义君臣关系论。孟子指出，君有君道，臣有臣道。“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孟子·离娄上》）“法尧舜”也就是以尧舜之道为立身行政之本。这样，作为人君就必须礼贤下士，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居仁由义，正己而后正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人君要成为天下人的道德楷模，这样的人才配待在人君的位置上，否则必被人民推翻。孟子援引《尚书·太甲》中的话告诫人君要好自为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离娄上》）国之君王只有推行王道，落实仁政，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而作为大臣，不可唯君之好是投，唯君之命是从，而要牢牢记住“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孟子·离娄上》）。因此，人臣不可一味讨好人君，做逢迎之臣，而应做“以安社稷”为己任的社稷之臣，做时时刻刻敢于“格君心之非”的君子之臣。孟子进而强调，臣事君之道当以君对臣的态度而定。“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这种以民为本的君臣相对论，在历史上无疑具有进步性，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它往往为非正统思想家所继承，成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火种。

孟子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主体意识在儒家道统中深深埋下了民本主义思想的火种，为儒家思想在捍卫封建政统的同时又限制封建政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在封建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即使是最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也不可能超越这种历史限制。但是，民本主义在封建文化传统中，相对于神本主义和君本主义，无疑具有更大的历史进步性。等到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当新的历史条件出现后，它便会成为启蒙时代进步思想家促发民主意识的文化基因。孟子以道德人本主义为内在根据的王道主义社会政治理想，尽管带有某些空想性，尽管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理想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超越的。千百年来，它一直成为历代开明君臣所追求的治国安民的理想，并对封建制度的自我完善提供了某些示范作用。每当封建专制制度偏离这一理想太远时，它便会诱发人民对苛政的反抗，这正是孟子王道主义理想的历史进步性之所在。(www.xing528.com)

【注释】

[1]［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5页。

[2]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