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与民乐：齐文化与稷下学

这里进一步分析孟子所设想的推行王道主义的方法。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它指的是人类的同情心。王道不是别的什么，推行王道的关键在于当政者将心比心，“恻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行为来完成和发展。而爱的行为又只不过是“善推其所为”，也就是实行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恕”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发自仁爱之心实行恕道的结果。

其一，“推恩”可以保四海。孟子认为，王道既然根于人性，本于人道，那么推行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能将此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在行王道。为了启发宣王觉悟，孟子接着讲了一番“不能”与“不为”的道理。孟子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齐宣王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宣王既然能对一只牛发出恻隐之心，为什么不能对人加以仁爱呢？可见，宣王不推行王道，是不想推行（不为），而不是不能推行。孟子的言中之意是在告诉宣王，只要把对禽兽的同情心推及人事上，像爱怜那只可怜的牛一样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就是在推行王道和仁政了。而文王治岐时就是这样做的。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

其二，好货、好色与百姓同之。对于孟子所说的王道，齐宣王嘴上说“善哉”，心里并不想实行，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齐宣王又推辞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对齐宣王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即推行恕道。在孟子看来，王如果知道自己的欲望（好货、好色）从而也想到所有人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之，那么，好货、好色不仅不能算作毛病，简直是在推行王道了。冯友兰先生在论及孟子王道论中“善推其所为”的方法时，认为这是将孔子恕道由内圣之层面推及为外王之学。他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通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2]其实，并不只限于“善推其所为”这一点，孟子整个王道论，均是根据其心性论推演出来的，是其道德人本主义学说在政治观上的表现而已。这一思路后世儒家谓之以内圣启外王。

其三，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为了推行仁政，孟子反对统治者荒淫无度，但他并不否定当权者可以有自己的园囿楼台等物质享乐。孟子提出一个原则，用以衡量统治者的“乐”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这个原则便是“与民同乐”。他说：“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听说文王之囿（狩猎场）有方圆七十里，有没有这回事？孟子回答说：在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接着问：真的有那么大吗？他的意思是想按照文王的规模扩大自己的园囿。孟子看透了齐宣王的心思，便欲擒故纵地说：文王的园囿那么大，老百姓还以为太小了呢！齐宣王不解地问：我的园子才四十里见方，可百姓还抱怨太大呢，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回答说：文王的园子尽管大，可是打柴割草的人，捕鸟打猎的人都可以进去，老百姓以为小，这不是很自然吗？你的园囿不能与民共之。人们进去打一只鹿就犯了杀人一样的大罪。你的园子尽管不如文王的大，然而像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的意思是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有与民共乐，与民共忧，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与同情，从而获得真正的乐。(www.xing528.com)

孟子与齐宣王还讨论了“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问题。一日，孟子见齐宣王问：王曾经告诉庄暴爱好音乐，有这件事吗？齐宣王不好意思地说：寡人不是爱好先王之乐，只不过是爱好世俗之乐罢了。孟子说：王之好乐甚，齐国便会很不错。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是一样的。齐宣王说：能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我听听吗？孟子说：一个人单独求快乐，与跟别人一起追求快乐，究竟哪一个更快乐？齐宣王说：当然是与人一起更快乐。孟子说：与少数人在一起追求快乐与跟多数人在一起追求快乐，究竟何者更快乐？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更快乐。孟子接着给齐宣王讲与民同乐方是真正快乐的道理，大意是说，如果王能与民同乐，那么当你鼓乐和田猎的时候，百姓听到你的音乐，看到你田猎的旌旗，便会发自内心高兴地说：我们的王一定很健康呀，不然怎么会奏乐和打猎呢？相反，如果你不能与民同乐，那么，当你鼓乐和田猎的时候，百姓就会愁眉苦脸地相互转告说，我们的王寻欢作乐，怎么搞得我们这么痛苦啊！可见，只有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孟子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从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出发，孟子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一些当权者一味寻欢作乐，置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的丑恶现象，指斥他们是“率兽食人”，“上慢而残下”。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善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与民同乐”和“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忧乐观，包含着一个极普通而又极深刻的人生哲理：只有有道德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人生的快乐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真正的快乐，能使人感到充实、感到精神舒展，毫无愧怍的快乐，当是那种能够与民休戚与共、共忧共乐的道德快乐。有德之人，能与人分享快乐，这种乐本身既可以使自己快乐，也可以使别人快乐，因而是精神舒展的乐，是真乐；无德的人只顾自己一身之乐，甚至以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淫乐，这种自私的寻欢作乐，转瞬便会转变为内心的愧怍，这种自私自利的快乐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孟子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做仁政的一部分，因为他真实地感悟到了“与民同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