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王道论谈孟子政治哲学的民本主义价值观。孟子认为，有两条统一天下的道路，即“王道”和“霸道”。他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王道”与“霸道”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政治路线。王道的作用在于道德，霸道的作用在于武力。圣王之道在于靠道德感化力而使天下归服，而霸主之道则在于依靠大国的武力将天下压服。孟子推崇王道而贬抑霸道。孟子也不否认霸道的威力，但认为，霸道虽可以靠强力使天下暂时统一，但这种压而服之的暴力主义终不能使天下长治久安，永致太平。就是说，霸道虽可以在短时期内“一天下”，却不能长时期“致太平”，因为依靠强力将他人、他国压而服之，而不能使其心悦诚服，一有机会他们还会起而反抗。而王道则不然，以道德感化力使他人、他国归服，虽有时见效较慢，但一旦服而归顺，则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服顺，就如同七十子归服孔子那样。这种“中心悦而诚服”乃王道政治见效长久的根本所在。总之，孟子认为，王道高于霸道，一则在于霸道需要以大国为条件，王道不受大国的限制，只要道义厚重，就可以使天下归服。文王以百里之地而王天下，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便是道义力量可以制服强权暴力的明证。二在于王道不仅可以“一天下”，而且可以长久“致太平”。
基于对王、霸之辨的认识，孟子鲜明地坚持尊王抑霸的立场，高扬王道主义，反对霸道主义。孟子认为，按照尊王大义，各诸侯均应以礼朝王。诸侯一次不朝，天子则贬其爵位；二次不朝，则减其土地；三次不朝，便要兴师声讨问罪。然而作为春秋五霸的齐桓、晋文之辈，不仅不上尊王命，吊民罚罪，反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故“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孟子高扬王道主义，以一天下、致太平为理想目标，自然反对戕贼人道、争夺城池的不义之战，对动辄发起战争霸道主义者，孟子深恶痛绝，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孟子反对的与战争有关的人，大体上有此三种：一是能为国君开辟土地，增加财富，内求富国强兵，外求称霸诸侯的臣子；二是能够利用外交手段为国君结盟他国的臣子；三是为不仁之君谋划发起战争的人。这些人通常被视为“良臣”，孟子则称之为“民贼”，如其言“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与他们在一起“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厌恶之情溢于言表。(www.xing528.com)
《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游齐时，公孙丑问孟子说，如先生当政于齐，是否能重现管仲、晏子之政绩呢？孟子不屑与管、晏比肩，于是挖苦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接着说起与曾西有关的一件事，来表达自己对管仲之类霸业的看法：“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这里，孟子借曾西之口说，管仲那样受到其君的信任，而其当政又那样长久，但只做到使君称霸的地步，其功绩实在平平，不足称道。在孟子看来，当时频繁的战争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悦仁政犹解“倒悬”，如果谁能得到管仲那样的机会，帮助齐宣王推行王道，则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孟子分析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