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与驺衍阴阳五行思想的比较

《礼记·月令》中存在着明显的与驺衍非常近似的阴阳五行思想。前揭《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饶宗颐认为，《礼记·礼运》篇有“五色、六章、十二服还相为质”语，而“服”当指“服色”。“秦汉以来，众所讨论之‘改正朔易服色’，似即承袭邹氏主运之观点也。”^[28]

四时、四方与阴阳五行的结合，是战国时期以驺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重要特色。《礼记·月令》即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特色。它全篇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每季又以孟、仲、季排出三个月份的先后，总共为十二个月。其内容主要是记述每个月的天象特征、物候，天子在每个月的居处、服饰、车马和饮食，每月所当行的王命、农事和禁忌等。《礼记·月令》把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星相学中的二十八宿，神话传说中的古帝王、古神明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等都纳入了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之中，并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包括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的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的宗旨就是用以指导人君按照时令的变化施政行令。

依据阴阳五行学说，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生养的季节。因此，天子的政令应当体现宽厚仁爱，禁止杀伐伤生。天子应当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劝勉农桑。为了保证春耕、春种，不许招集农民从事修建城郭、宫殿的活动，更不允许发动战争，禁止田猎，禁止伐木；抚恤幼孤，赈灾济贫；修订祭典，顺应时序祭祀天地和山川神祇。

夏季属火，是万物继续繁荣生长的季节。因此，天子发布政令仍以宽厚仁德为主。立夏之日，天子应亲率三公九卿迎夏于南郊，然后封爵授禄，举荐贤良，劝勉农民，毋失农时，不许大兴土木，禁止兴兵动众。

秋季属金，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也是草木凋零的季节。秋德肃瑟，天子宜于本时节惩治罪恶，征讨不义，施行严刑峻法，杀戮罪人。此时，农事已毕，可以兴建城郭宫室；天子可以率众田猎，并借机教民战阵，并颁布马政。本季节天气逐渐寒冷，应保存民力。(www.xing528.com)

冬季属水，是万物收敛闭、藏的季节，天子应发布政令，积聚粮食，修葺要塞关卡，制作各种器物。天子还应于本季节举行盛大的宴饮活动，向日月星辰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并命令将帅讲习武事；天子应于本季节率领三公九卿迎冬于北郊，然后赏赐为国事而死者，并抚恤其遗孤和遗孀。命令臣民挑选五谷之种、修整农具，以备来年春耕春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驺衍创制的“季夏”概念为《礼记·月令》所完全接收。“季夏”这一概念是驺衍正式提出来的。为了解决五行与四时难以匹配的问题，驺衍以五行相生理论为基础，于一年四季（时）中又增加了“季夏”而成为五时（季），《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郑玄注：“郑司农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由此可知，“季夏”这一概念的创制完全是驺衍出于其阴阳五行理论的需要，为了与五行之土相配模拟推演而来。

本来，阴阳五行与四时观念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而驺衍为了让四时与五行相对应，竟然创制出一个“季夏”来，并将其纳入五行、五方、四时的宇宙系统中。

《礼记·月令》完全承袭了驺衍的“季夏”概念或理论。《月令》用五方中的“中”与五行中的“土”相配，而春、夏、秋、冬四季原本没有相应的处在中间位置的季节与“中”“土”相对应，因此《月令》也取“季夏”这一概念与“中”“土”相配。也就是把夏季最后十日的五行配属从夏季中分离出来，单独与五行的“土”相配，这样，解决了“四”与“五”不能直接相对配属的问题。在不打乱四时固有结构体系的前提下，将“中央土”的位置放在季夏之月之后、孟秋之月之前，这就确立了五行中“土”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