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月令考》认为：“《吕氏春秋》本杂采群说而成，《十二纪》之首章本非作自吕不韦宾客也。《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吕不韦宾客乃割裂十二月以为《十二纪》之首章耳。”[14]“《吕氏春秋》一书，本出吕不韦宾客各著所闻，集合众说加以系统组织而成。吕不韦晋人，其宾客亦多晋人，晋人行夏正，而《十二纪》所用者全为夏正（《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亦同《孟春纪》），当即抄合晋人之旧作也。”[15]《淮南子·时则训》也是据晋人旧《月令》而来。
杨宽《月令考》一文，不仅提出了《月令》为战国晋人所作之说，而且认为上述前六种观点均不可信据，其理由略如下述：
第一，对于“《月令》为周公（或周代）所作说”，杨宽辩驳说：《周书·月令》已散佚，无由详考，但其佚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同，若因《周书》有《月令》，遂谓《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及《礼记·月令》亦周世所作，宁非武断！且《逸周书》之《周月解》，亦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相合……《周书·周月解》之天文，与《礼记·月令》既不同，当非同时之作品，安见《周书·月令》必与《礼记·月令》相同耶？
第二，对于孔疏等以为《月令》“为来岁授朔日”即以十月为岁首，不合周法，因而断定《月令》出于《吕氏春秋》之说，杨宽论述说：“王肃等以‘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不韦已死十五年’，实为《吕纪》不得用十月为岁首之铁证。”“《月令》以十月为岁首之说，反证有二：（1）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季冬‘与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若季秋为岁终，孟冬之‘来年’，季冬之‘来岁’，将何以解乎？（2）据史，秦王政二十六年兼并天下，始以十月为岁首，吕不韦已死十四五年矣，其宾客所著之《吕氏春秋》安得预知？”
杨宽还认为《礼记·月令》中所出现的“太尉”官名，虽然是秦汉官职名，但“太尉”应该就是春秋时期晋国职官“元尉”“中尉”，因而不能据以论定《礼记·月令》出于秦人著作《吕氏春秋》之后。
第三，对于“夏代所作说”，杨宽论述说：“束皙以《月令》行夏时，而定其为夏代书，实为臆断……夏正本为周正之后一种新历，《月令》之用夏正，正足见其晚出，何得据以为夏代之书也？”(www.xing528.com)
第四，对于牛弘“杂有虞、夏、殷、周之法说”，杨宽批评说：“牛弘以《月令》皆‘圣王仁恕之政’，臆断其杂有虞、夏、殷、周法，亦犹蔡邕因《月令》‘博衍深远’而谓周公所作也。”
第五，对于方以智“《月令》因《夏小正》，《吕氏春秋》因《月令》说”，杨宽论述说：“用夏时之书，未必夏世之书……方氏以《夏小正》为夏书，既未审，又以‘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遂谓《月令》本周公作，亦臆说耳。”
第六，对于汪鋆等人的“秦汉人所作说”，杨宽论证说：“汉有太尉，秦亦有之，岂得据此以为汉人笔？《周礼》本周正、夏正杂用，何得以《周礼》为夏正而谓《月令》有错？《周礼》上春衅龟，所用者乃周正，《月令》言孟冬衅龟，所用者乃夏正也。”“夏正春秋时晋国已用，何得以为非周、秦之时？”
杨宽对于上述前六种观点的质疑和批评，理据较为充分，可以信从。
但不知何故，杨宽在1941年发表的《月令考》中未提及容肇祖早在1935年就已经提出的“《月令》成于齐人驺衍之说”，即前述第七种观点。而我们认为恰恰容氏的观点可能最接近于事实真相。抽绎《礼记·月令》全文，可知《月令》通篇以阴阳五行为经纬，将天文律历、宗教风俗、事物变化、农桑渔牧及衣食住行等，全部纳入五行学说之中，而阴阳五行学说主要创始于齐人驺衍，因而我们认为容肇祖等人的“战国齐人所作说”可能比杨氏的“战国晋人所作说”更接近事实。因此我们将在下文中对《礼记·月令》与驺衍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从而揭示《礼记·月令》与“齐学”的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