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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思想体系:齐文化与稷下学探究

时间:2023-11-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管子》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并非杂凑之作,它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13]《管子》思想体系以道论为理论基础。胡家聪指出,《管子》的“经言”各篇“渗透着老子道家思想”。《管子》思想体系融会吸收了诸子各家思想的精华。《管子》思想体系以“融通”为基本特征。《管子》的思想体系形成与《管子》的成书背景有直接关系。《管子》的成书问题历来多有争议。[20]《管子》思想体系富国安民的目标和“融通”的特征,均与此有关。

《管子》思想体系:齐文化与稷下学探究

管子》在先秦诸子中堪称巨帙,其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按现代学科划分,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管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以传统学派而论,它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农家、名家等派的学说。《管子》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并非杂凑之作,它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张岱年指出:“《管子》书虽然比较庞杂,但是也有一贯的中心思想”,“《管子》书表面上类似‘杂家’,而其主要部分事实上是自成一家”。[12]厉以平说:“《管子》体系是多元外观与整体性的统一”,“《管子》从横向看是一个以道家学说为核心,以法儒杂糅的政治经济学说为主体,并由阴阳、兵、农诸家的若干论点缘饰而成的多元一体思想体系”。[13]

《管子》思想体系以道论为理论基础。《管子》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被称作“《管子》四篇”,是公认的稷下道家代表作;其他各篇,也多处论“道”。在《管子》中,道是客观的存在,“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上》)。道是万物的本源,“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道是礼、法的基础,“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上》)。道是需遵循的规律,“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白心》),“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形势》)。道是君主的统御之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心术上》)。《管子》道论与老子道论有密切关系。胡家聪指出,《管子》的“经言”各篇“渗透着老子道家思想”。[14]陈鼓应曾举出《管子》引用《老子》的重要概念和文句三十一例。[15]《管子》道论来自老子,而又有所发展。张岱年说:“《管子》书中的道论,受老子的影响,是对老子道论的改造。”[16]《管子》认为“礼”与“法”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融入以道治国,是对老子道论的发展和修正。

《管子》思想体系融会吸收了诸子各家思想的精华。《牧民》篇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为儒家之言。《任法》篇讲“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明法》讲“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此为法家之言。《兵法》篇讲“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抟景”,此为兵家之言。《枢言》篇讲“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心术上》篇讲“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此为名家之言。《地员》篇专论土壤与物产,《度地》篇专论水利,是古代农家的重要文献。《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以“五行配物”为基本原理,要求统治者“务时而寄政”,实现了阴阳说与五行说的融合。正如戴濬所说:“其书并蓄兼包,举凡九流之奥义,兵书、术数、医家之要旨,靡不道及……诚百家之总汇,子部之渊薮。”[17]

《管子》吸收各家思想,并不是将各家简单拼凑在一起,“杂盛于一篮”,[18]而是围绕着富国安民的目标将各家思想融为一体。刘蔚华说:“熟读《管子》,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其中虽有道、法、儒、名、兵、农、阴阳各家的思想要素,但又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各家,而是有所交汇、贯通、结合和变形的一种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为了“服务于力兴霸业的需要”。[19]刘向在《管子叙录》里说《管子》“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正是抓住了《管子》思想的本质。(www.xing528.com)

《管子》思想体系以“融通”为基本特征。融通表现为顺因。“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是顺因时事;“政治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是顺因人情。融通也表现为包容。《管子》强调法治但不排斥德治与礼治,重视军事但又主张至善不战,经济上农工商并举,消费观上侈俭相济,价值观上义利并重,思想上多元一体,都是包容的体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形势解》),是《管子》包容精神的集中写照。

《管子》的思想体系形成与《管子》的成书背景有直接关系。《管子》的成书问题历来多有争议。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管子》一书的思想导源于管仲,《管子》的大部分篇章产生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管仲是一位实践政治家,他“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与俗同好恶”,“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20]《管子》思想体系富国安民的目标和“融通”的特征,均与此有关。稷下学宫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心,这使得《管子》的作者们能够利用各派大师云集的有利条件,吸收融会各家思想的精华,为齐国统治者提供现实可行的治国理政学说。胡家聪说,《管子》书是稷下“‘百家争鸣’的投影”,“其思想内涵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特征: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名家、农家、轻重家等思想学说,相互影响,互补趋同”,“体现着稷下学百家争鸣的开放性、现实性的特点及其互补、趋同、创新的规律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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