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一词最早出现于《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民，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民，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无敌于天下了。《立政》说：“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子》的和谐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只是说出了道至万物的派生现象，却没有说出派生的原因和原理，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留下的遗憾。老子的遗憾被《管子》弥补了。《管子》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五行》）不仅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对此，《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徵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根源。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学中去，便产生了和谐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哲学思想。
《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对此，《形势解》说：“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四称》说：“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五辅》说：“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白心》说：“和则能久。”《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
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达致和谐呢？《管子》认为特殊的情况还得需要特殊的方法处理。于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
士人相聚而居，居于宁静之地。士人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
农民相聚而居，居于田野。农民依照四季，安排农具，置备器械。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这时，农人脱下常服，头戴草笠，身披蓑衣，露出发肤，一身泥水，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农作。(www.xing528.com)
工匠相聚而居，居于官府附近。工匠们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这样，工匠们之间，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
商人相聚而居，居于市场。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质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富余。奇怪的商品经常运来，珍异的东西也有储备。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相告知商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
士、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管子·小匡》）
这一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可见，《管子》追求的是建设和谐国家的远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相关国家管理主张是非常深邃的。
总而言之，齐文化拥有丰富的内涵，今之公共财政是一个全面、完整的体系，齐文化的精神对今天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具有良多启示。诸如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经济基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思想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和谐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目的……凡此，都是齐文化在当今公共财政体系构建中的主要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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