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思想基础

商代的最高统治者王自称“余一人”，或“予一人”。在商王看来：国即家，家即国，天下是他一人的天下，君权神授，天经地义。

针对商王家天下的思想，姜太公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这无疑喊出了时代进步的强音。对此，《六韬·文韬·文师》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文义是：姬昌问姜太公，用什么方法凝聚人心，才能使天下人归顺？姜太公说：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而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天下之利的，就可得天下；而独占天下之利的，就必定失天下。天有四时以生长万物，地有山海财富之积，能和天下人共有天地福利的，才称得上仁爱；行施仁爱的，就得天下人归顺。免除人的死亡，排解人的困难，拯救人的祸患，扶济人的危急，才称得上施行恩德；善于施行恩德的，就得天下人归顺。能和天下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才称得上行义；能行义的，就会使天下人归附。人无不厌惧死亡而乐于生存，欢迎给予德惠并获得利益；能保障人的生存平安，满足人的利益需要，才称得上有道；凡治国安民有道的，就必得天下人归顺。

天下为公思想的深层基础是民本思想。

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出现开启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民本思想的首倡者是管仲，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保存在《管子》一书中。

《管子》认为，民是国家的基石，是争霸天下的根本。对此，《君臣下》说：“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霸形》说：“齐国百姓，公（齐桓公）之本也。”《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也就是基础、根基之民。可见，“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士、农、工、商等普通百姓。

为什么人的地位在《管子》书中受到这般重视？

首先，《管子》认为，人的生命是高天厚土赐予的，理应受到尊重，这是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内业》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在天、地、人中，《管子》甚至把人放在天的地位视之，把人比作天。《说苑·建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

其次，《管子》认为，民既然是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的治与乱、兴与亡都取决于民心向背，取决于统治者和国家的政策是否得到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决于民是否得到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民安则国安，民治则国治；民乱则国乱，民危则国危。这是民本思想的政治学基础。对此，《霸言》说：“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说苑·建本》载：“管仲曰：‘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曰：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反之，如果不以人为“本”，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五辅》）。

再次，《管子》认为，既然民是公室和君主的立足之本，那么，公室是否安然，君主的统治是否稳固，民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民本思想的社会学基础。对此，《五辅》说：作为一个英明的治国者，“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而“暴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因而，《管子》认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并进一步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管仲以一树所获为喻，说明了人的地位的重要。更具体地说，管子认识到了人在社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www.xing528.com)

把民本思想应用到国家管理中去，这就使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因为，此前，国家的统治者从不把民当作人看待，而以民为本的国家管理思想的基础是重视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和情感。这一新的国家管理思想和模式势必要求统治者至少做到以下诸项：

一是爱民。《管子》认为，管理国家“始于爱民”。何谓爱民？《管子》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的事业互相联系，俸禄互相补充，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士，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就是爱民之道。（《小匡》）管子进一步认为，爱民而无偏私叫做“德”，合乎众民所宜叫做“道”。（《正》）

二是富民。《管子》认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治国》）。那么，怎样才能富民呢？重农方可富民。《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君主掌握财源，不扰民方可富民。《禁藏》说：善治国者，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心向往之；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从；不烦不扰，人民就会富裕。这就像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

《管子》进一步提出了藏富于民的主张。《权修》说：“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不可否认的是，《管子》主张富民不是目的，只是管理国家的手段。《治国》开宗明义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这又表现出《管子》的富民思想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

三是利民。《管子》认为，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市场；渔人下海，迎风冒险，航行百里，昼夜踏波逐浪，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有千仞的高山，人们也要爬；即使有万丈的深渊，人们也愿下。（《禁藏》）根据人的这一自然本性，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以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浚河道、铲高就低，以利人民；商汤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君，以利人民。他们的行动虽然有所不同，但有利于人民则是共同的。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形势解》）。因此，爱护人民，生育人民，教养人民，化育人民，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而不居功自傲，天下人都亲之、爱之，这就是有德的表现。（《正》）也是管理国家的良方。

四是顺民。《管子》认为，政令所以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满足了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也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牧民》）因此，顺民心、合民意是管理国家的法宝。

五是赢得民心。《管子》认为，管理国家的根本所在是：掌握天时叫做“经”，赢得民心叫做“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禁藏》）其明显突出了民心向背在管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怎样才能赢得民心呢？只能靠爱民、富民、利民、顺民，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

管子的民本思想，的确为我国的文化史和古代管理思想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引为骄傲和自豪的一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由此可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思想基础，这是齐文化给予今人的又一重要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