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认为，治国理财必须善于广开财源，使国家富裕。《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可留处。”《治国》又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此王之道也。”在《管子》看来，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裕，不仅能使本国的人民安居乐业，还能吸引远方的人民归顺。
为保证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稳定，齐桓公、管仲推行了“官山海”的政策。
所谓“官山海”，就是国家垄断山与海的重要资源盐和铁。盐和铁是人们生活、生产中所必不可少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掌握、控制盐、铁等山海自然资源，就牢牢地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可以不用税敛百姓而用度自足。如果将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完全交给私人经营，则利益必为私人所得，而国家受损。鉴于这种原因，管仲主张国家控制盐、铁等的生产与销售。其具体做法是：
对于盐，实行国家全部专卖和部分专卖两种制度。全部专卖是制、收、销全部由国家经营；部分专卖是收、销由国家负责，而盐由民自制。
对于铁，实行开矿冶铁交由民众，国家根据自然资源属于国有的原则面向生产者征收租税，然后再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
对于森林等其他自然资源，国家也要加以控制。山林之地生产的木材是国家和人民共同所需的，国家要谨守山林、川泽、草莱等自然资源，既能满足人民对木材的需要，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管仲十分重视商品流通的作用。他认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这是因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必须依赖于市场交换，没有市场就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他进一步认为，市场又是标示万物价格的场所，所以“市者可以知治乱”。管仲甚至把商贸提高到“御天下之道”的高度来看待。《管子·国蓄》说：“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既然商业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了富国富民，就必须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管仲不但重视国内贸易，而且重视对外贸易，因为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调节货物的奇缺，可以解决缺粮地区的粮食问题，可以解决皮、干、筋、角之类的物资收购问题，可以招揽外商、聚集天下的财源，从而为国家谋取收入。
为了发展商业，鼓励贸易，管仲制订了一系列优商惠贾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实行对商业贸易的减税或免税政策。复如，设立驿站，接待过往的外国使节和商人。再如，建设宾馆，为外国商人提供优质优惠的服务。
管仲高度重视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张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权，然后通过货币的收放来调整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如果国家不注意运用货币进行宏观调控，而听任市场物价的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将会导致直接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
管仲既重视工商经济的发展，也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此，《管子·治国》说：“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是农民赖以为生的根本。正因如此，土地是关乎民生、关乎政事、关乎整个社会的大问题。因此，管仲的农业改革首先从土地制度切入。
当时，齐国土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井田的疆界遭到了破坏，农民占有土地出现了不均，农民实际占有土地与田簿登记土地严重不符，并由此带来田税征收不公，因而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管仲毅然推行了“均田”“授田”制度。所谓“均田”，就是《管子》中所说的“井田畴均”，又叫做“均田分力”。均，就是公平折算；力，就是致力于农事。它是在重新丈量、规划土地疆界的前提下，根据土质的好坏，公平合理地折算后，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耕种，又称为“授田”。这种“授田”，除了把“私田”“份田”以及新开垦的田地分给农民外，还把一部分“公田”分给新增农户。
土地问题解决后，管仲又推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租税制。
所谓“相地”，就是观测、评定土地，以区分土地的肥瘠优劣；所谓“衰征”，就是以土地等级而征收不同额度的赋税。
在管仲改革之前，土地不分好坏，一律按田亩征收同等税额，很不公平，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给国家的税收带来困难。因此，管仲推行这一新的税收制度。新税制的税收标准和征收措施是依据具体情况而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农业生产有着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点，即季节性强。另外，农业生产还具有产出率低的特点。依据这两个特点，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勿夺农时”“赋役有度”的政策，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管仲还进一步提出，为了配合农民适时播种，国家要在春耕到来之际准备好各种农耕器具，以供贫穷农户租借，即所谓“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以帮助贫困农户进行春耕生产，并且要向农民发放贷款，确保春耕的顺利进行。
为了保证不误农时，使百姓安心农业生产，管仲强调，国家还必须对采伐山林、下水捕鱼等做出规定，颁布禁令。《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节制；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民专务农业生产。
高度发达的经济为齐国争霸称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齐国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经济是财政的基础，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如何，最终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状况。同时，财政活动本身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因此，要想建立21世纪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经济基础，这是齐文化给予今人的又一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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