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温润的平衡精神，在稷下之作的《管子》中，充分显现为其对法家苛硬法论的改造。《管子》被列为“尚实派”法家，关键就在它宏大包容，在尚法、重法的理论中多了不少温润的元素。在“法”的尊严下，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做了平等考虑。《版法解》说：
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39]
“明教顺以道之”“顺教万民乡风”就是《经法》《十大经》所说的“文教”与“德恩”，也就是对民心接受度的培成与考虑，因为它关系着法令执行的成效，希望“众乃胜任”。
这样的思维尤其显现在对法令根源与执行的讨论上。商、申、韩都一致认为，法令是官定的，它象征着公权力与人君的尊威，以人君为代表的政府，就是法令的制定、执行与推动者。在法家尊君的前提下，君威与公权力几乎是画等号的。立法的宗旨，固在断是非、持公道，也在维护君权、君威，保障人君的利益。因此，法家尽管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却从来不谈人君犯法的问题。《管子》却不同，它不但说“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也同时说：
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40](www.xing528.com)
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41]
法令的尊严高于人君。又说，赏罚如果“信而不行”，那一定是立法、执法者“不以身先之”。在《法法》作者看来，法令的制定，当然来自以人君为代表的官方政府，但其制定，首先是用来管理立法者自己的，人君应该是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法法》说：“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立法者应率先奉循法令，法令的推行才有说服力与公信力，其成效也才能得到保证，“令胜于身，则禁行于民”。把人君也纳入法令的管辖范围之内，清楚讲明，也彻底宣示了法令的尊严高于人君，法令也管理人君，而不只是管理臣民或维护人君的尊严与权益。这类思维以后到了集黄老思想大成的《淮南子》中，有了更坚定的继承与更进一步的开展，此容后述。
其实，不止法家，各家涉及公共纪律与规章的时候，都一致认定公平、公道的必要性。但黄老道家对于“法”的公道性，有更温厚、适切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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