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帛书论证的焦点尽管集中在兵道、政道当因顺天道、文武、顺逆、兴亡、祸福、刑德、刑名等议题上，但在敷论因天道为政道时，不止一次地叮嘱“失当”与否的问题，也一再关切文、武、刑、德的适切调配问题。《经法·国次》说：“过极失当，天将灾殃。”《十大经·正乱》说：“过极失当，擅制更爽。”最后的下场“视蚩尤共工”，都强调行事的适切不过度，才能无有灾殃。“过极”不过极、“失当”不失当，指的是什么？依《经法》等四篇来看，是文、武、刑、德的实施问题。
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31]
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32]
《四度》说：
文则明，武则强……文武并立……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33]
用二文一武者强。[34]
“文”“武”指的是人事，尤其是政治行为配合自然节令的生长、肃杀来运作。自然节候长养之时，下长养之令，施长养之政，行文教，谓之“文”；节候凋零肃杀之际，下肃杀之令，施肃杀之政，行诛伐，谓之“武”。[35]“文”“武”因此是配合节令所调整的各种宽严合度的政治措施。自然节候有生、有杀，政治措施不能独宽不严，或独严不宽，要文教、诛伐并行共施，这叫“天当”——一种自然合宜的成功之理。《论约》说：(www.xing528.com)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36]
自然规律以春生始，冬杀终，叫做“始于文，卒于武”；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分主生、长、成，只有冬季主肃杀，因此是三“文”一“武”。自然节令的循环与安排如此，人事政治“因”天道、天时也当如此。按照《论约》说法，先“生”后“杀”，三“生”一“杀”是天理、天道、天当，人政的安排与操作也当三“文”一“武”（《四度》说是“二文一武”），终归是多文教，少诛伐，先文教，后诛伐，才不致“过极失当”。“刑”“德”意思也一样。《十大经》说：
赢阴布德……宿阳修刑……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先德后刑，顺于天。[37]
《姓争》又重复了一次类似的论述，说：
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殃。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38]
二者所说都是同一个道理：政道当从天道中去体悟、提炼。天道阴盈则阳生、德布，阳积则阴生、刑蕴，二者交递衍生。春夏“德”先呈，秋冬“刑”后生，两者轮替相辅，以成岁功。其体现于人事政道上的，也应该是先文教，后诛伐；春作农，夏劝学，秋冬修武备。唯依《观》的说法，似乎只在强调“刑德相养”“先德后刑”，对于“刑”与“德”之间的轻重分配并无着墨。《论约》则不同，它把自然节候的“秋”也纳入生、养的“文”中，若基于万物“秋”熟成的观点，这样的说法并无不妥。然其目的显然是要论证三“文”一“武”，多“德”少“刑”的比率分配。其于人事上的实践，因此自然是多文教，少诛伐，充分透显了黄老慈惠宽厚之精神。换言之，黄老道家虽务实尚功，也撷取法家积极的元素，却始终不忘在诸多不免对立的人世事物中，力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论是在刑德相养的二分之一处，“二文一武”的三分之二处，还是“三时成功，一时刑杀”的四分之三处，都是指的一个温润宜人的理想点，一个能合适大众的普遍容受点，黄老帛书称之为“当”。落实在政道上就是一个教化优于诛伐的适切点。这种“文”多于“武”，“德”先于“刑”的精神以后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里，都得到充分的推阐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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